“天造地设之巧，在人善于黠缀耳”,这句话精辟概括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结合自然环境的方法。规划就是寻找和把握自然环境原本的巧妙秩序，人工建设只是“黠缀”在这个秩序之中。规划看似着力在人工，其深处奥妙则是对人工与自然关系的推敲；自然貌似在人工之外，其实早在设计的观照之中。

这一理念体现在许多结合自然山水的具体规划设计手法中。无论城内、城外，只要是自然环境中的形胜之地，皆被规划者驻目留心，将人工建设与之联系为一个整体。例如在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处理上，就有“天阙”模式。秦代就有咸阳的“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及彭县的“见两山对如阙”。汉代的长安、六朝的建康、隋朝的洛阳等都城规划皆循此模式，将城市中的重要建筑与“天阙”相通。明清时，依然有不少城市运用“天阙”模式，例如安徽庐江县，就是以文庙作为城市的中心，背靠城外的塔山，南面直向城南的福泉、凤台二山。不仅大的城市格局如此，就是百姓的屋宇建设也有结合山水远景的习惯，所谓“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正是此意。

当然，有些城市本身就坐落在山上或水乡，自然与山水就有更为紧密的融合。重庆是山城，“沿江为池，凿岩为城”；若在水乡，城市规划必然结合水来进行，苏州、无锡、绍兴、温州等城市都是结合水进行城市规划的典范。《弘治温州府志》曾对水城建设的缘由、特色以及便民之利进行了详细论述：“一坊一渠，舟楫必达。可濯可烹，居者有澡洁之利；可载可泛，行者无负载之劳。”

有两幅图对当今很有启发。一幅是北宋吕大防的《长安图》，另一幅是清代四川南充的《四境图》。《长安图》为现存最早的中国石刻城市图，此图按照比例尺绘制了城市部分，将南部秦岭绘制于图上。吕大防在《长安图》题记中提到“城内用折法，城外取容”的画法。这种“内折外容”的表达方式既关注城内建设部分的比例，又把城外大尺度的山水环境标示在图上，清楚表明城内建设与城外山水的关系。清咸丰七年的《南充县志》中收录了《四境图》，分别画了城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山水人文胜迹。其实这四幅图就是对城市四向山水人文胜迹及其风景的一个评价。虽然《四境图》不是专为规划设计而绘，但它体现了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人观照城市、观照环境的方式，告诫城市规划者应兼顾内外，进行整体经营，重视城市与四向风景的关系，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规划设计的“四望”传统。

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华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市一种追求以人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巷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可信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鼻血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市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实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与所谓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行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行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的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兴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向导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冲上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离殇上儒学在培育王国科学家冲上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城市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 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起手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怒”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已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中国的当代艺术应以怎样的姿态走上世界艺术舞台与各民族艺术进行对话？这是我国艺术界近些年思考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应该强调艺术的文化根性和民族精神的显现，从理论到实践，整体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

要确立新的艺术姿态，首先需要从认知上打破桎梏，从艺术发展的规律本身去理解艺术 的价值与意义。“当代”一词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就艺术创作而言，它更应该是一个时代概念，其文化意义不单单指向当下和未来，还应追溯到其文化属性的源头，并筑起传统 与当代相连接的文化之“渠”。唯此，一个国家在艺术上的精神诉求，才能在国际上长久地获得拓展空间。因而，中国当代艺术要在世界艺术之林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展示自己的当代气象，除了要遵循艺术规律，还要坚守中国艺术的根本特性，用中华民族自己的表现方式，表 达我们的审美诉求。正如《美术》杂志社主编尚辉所言：“艺术有不断变革的一面，同时也有永恒的一面。”只有在精神上深植于中华民族、深植于时代，真正表现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和精神力量，我国的当代艺术创作才能建构起精神高地。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艺术创作从概念、形态、价值现以及逻辑路径等方面对西方“当代艺术”形成某种依赖，使得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艺术对话，成了跟西方艺术学舌。 近些年，就创作的形态来看，艺术家们已不再仅仅按西方的“当代艺术”观念和形式进行创作，许多艺术家的创作不再追求用新技法、新语言颠覆传统的技法和语言，不再一味强化视 觉的新鲜刺激和内容的晦涩难懂，同时，也不是简单地传承中国传统的艺术样式，而是更多 地从民族文化的母体中获取资源和精神养料。在艺术主题上，追求超越感性欲望而关注心 灵构建；在艺术手法上，重视传统艺术的叙事性特点。这些尝试无疑是对中国传统艺术脉络 的准确把握与合理延展，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形式的合理探索，这些做法无疑会使当代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人民性、创新性和超越性。

纵览各民族的艺术创新过程可以发现，变的永远是形式和技法，不变的是其民族的文化根性。艺术在交流互鉴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同时也必须植根于本民接的文化土壤，才能保证其枝繁叶茂。

（摘编自王鹤瑾、魯婧《“风凰艺术年展”暨艺术论坛侧记：亮出当代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