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云浮

何立伟

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打开云浮的画册翻看，一页页皆是美丽。我置身的云浮的宾馆，窗外刚刚落过阵雨，一眼望去，近处的青山绿树，远处的碧天白云，那才是与你真正的亲。树木葱茏而生机勃然，像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释放出雨后负离子丰盈的青葱植物的馥香。四下里的空气，是一种使人涤尽尘世之思的安谧。

来云浮之前我并不知晓云浮。被邀请参加云浮笔会时，我想云浮在哪里呢？上网一查，原来云浮还是我极景仰的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故乡。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接触了禅宗文化，被禅宗的公案所呈现出的那种罕见的大智大慧所折服。也同时知晓了惠能那四句史上最有名的偈子以及六祖在中国宗教史和文化史的无上地位，还有禅宗对唐以来的中国文人的生命智慧同生活质量的悠远影响。原头在此地，我竟然不知！同行的作家大抵也对云浮的印象一片空白，可见云浮是养在深山人未识。它是不求闻达而隐于山野吗？

我们去看国恩寺，它在新兴八景之一的龙山胜地。周遭山势逶逦，云雾如带，鸟声啼啭。国恩寺原名报恩寺，因惠能在此悟道，得传法物，故于唐弘道元年建寺报恩。后唐中宗“敕赐国恩寺”，乃改其名。国恩寺至今仍保持唐代建筑遗风，规模宏大，古拙庄严。六祖宝殿即为古寺后殿，左侧有报恩塔及六祖手植佛荔，右侧是六祖父母坟茔，殿后则有卓锡泉、浴身池及碑林等胜迹。立于庭除送目一望，四面群峰环伺，林木葱茏，青山沥沥，碧水汤汤，叫人忘了时间。惠能手植的佛荔树，愈千年而依旧茂然其盛，在惠能的纪念日里，树上竟结出六颗红红的佛荔，仿佛是六祖托荔树显灵，令我等叹为观止。站在树下，亦仿佛前朝即今朝，今朝亦前朝，一时不知今夕乃何夕。这是不是一种暗示，六祖惠能，仍活在今天，护佑着故土的悠悠山水，郁郁人丛？

国恩寺里还有佛祖释伽牟尼的舍利子七颗。如此宝物在此地出土，岂不也是奇迹？那群山环抱下的云浮，水流如吟，青峰似画，又还是一片广大的静美，无市声嚣闹，无凡尘惊扰，确是风光无限。禅宗文化诞生于斯，想必有它的道理，亦想必这土地人文自有它的慧根隐隐藏住。

这地方胜迹还有很多，龙潭湖、佛荔园、藏佛坑、六祖故居……一一皆是美丽，又皆是历史文化的遗存，自然之景，人文之景，养眼养心。

我们分组下到各县乡，我在新兴组。所住宾馆，正在国恩寺下，旁边有广东省独一无二的“硫氢化物温泉”。夜来泡着温泉，山影树影是密，人影灯影是疏，唯觉得人世里有如此一方净土，好让我的骨头酥软，灵魂温暖。

我这一时就想，任何朝代，任何为政者，也包括任何草民，治国也好，生活也好，终极的目的唯有四个字：安居乐业。这安居之“安”，既是身安，亦是心安。云浮这个地方，照我看来，真可以安身，亦真可以安心。现代生活嘈嘈杂杂，人的欲望不断被刺激也变得纷纷扰扰，于是人类从内心深处渴望天人合一的自然家园，亦需要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云浮岂不正是这样的一个所在么？

两天后我们同云浮市的王书记与黄市长座谈。两位为政者年轻、专业、思路清晰，想要将云浮打造成“健康、生态、幸福的宜居城市”。这正合我的心思。云浮这地方，与其像珠三角其他城市那样发展加工业、制造业，不如发展有文化亮点的旅游业、绿色生态的农业和养殖业，将自身的山水风情、宗教文化以及历史人文同自然的资源加以提炼，形成周边城市人们来此放松身心的好所在，让人沉浸在山水田园里，也沉浸在禅文化同生命智慧的精神家园里。

云浮这个地名我在当地一问，有多种解释，但不管解释有多少，总之这地名让人遐想，让人产生美感同诗意。真的，这地名有一种少见的美。

（《光明日报》2009年9月18日）

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

1944年夏秋之交，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决定配合中国军队对中国沦陷区和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

为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当时流亡到四川的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二人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用中英两种文字编成，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它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

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它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创痍，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越演越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然而，让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惟独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已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秩闻趣事。菅谷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关系。他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我是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三角板、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有两处就是京都和奈良。日本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罗哲文与菅谷都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对自己说过的一件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报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

（摘编自岳南《南渡北归》）

相关链接：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