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传统中，家是人伦秩序的核心，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所表述的秩序典范，就是以家人为中心圆、按照亲疏远近关系由内而外的层层外推。在这样的秩序典范中，家具有集政治、伦理与文化于一身的意义。家的伦理原则是孝道，而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是一项基本原则，其中虽然有孝(家的伦理原则)与忠(国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张力，但更受重视的是孝悌于家的人鲜有政治上犯上作乱的可能性，故而《礼记·大学》提出这样的看法：家齐而后国治。

从衣食住行开始，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的初始性教育、气质之熏陶，都显示了家作为人生起源与归宿地的意义，但家所承担的，既不是教堂的功能，也不是古希腊归于“家政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功能，而是在教养与熏陶、生活与教育等方面，承担代际传承、文化与传统基因更新的伦常事业。成家与立业既是人生的两大支柱，又是父子之间代际相承者。孝道的实质就是守护这份家业。传宗接代，维持家族祭祀的香火不绝，这固然是家的重要功能，但更重要的是，维持耕读传家，承传家族的文化理想于不坠——此中深含着中国人所具有的世代生成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由于下述情况而得以巩固：家的共同体固然由在世的家庭成员构成，但通过祭祀、家谱等方式建立在世者与去世者之间的关联，由此使得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今日意义上的由生者与生者构成的小家庭，而成为生人与业已去世的先人即鬼神构成的共同体。

这种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绵延连续，使得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维度得以在家中聚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传统中国出现的那些与家相关联的词语，比如，传达家作为教化一伦常共同体的“家学”、“家风”、“家教”、“家礼”、“家训”、“家道”、“家法”、“家规”、“家范”等，体现家的历史意识与宗教精神的“家谱”、“家祠”、“家世”、“家业”、“家语”、“家神”等。所有这些词语，都体现了家在传统中国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即便家被现代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潮不断边缘化，也依然超出了古希腊的家作为私有领域的“家政学”的意义。在古希腊人那里，日常生活基本物质的满足构成家的主体功能，但即便在现代中国，家的意义也没有被限定为日常生活的生理一生物之满足，家依然被视为教化与伦理的策源地之一。樊浩领导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课题组发现，在人们的意识中，位居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三大策源地之首的是家庭(家庭63.2%，学校59.7%，社会32.2%)。

(摘编自陈赟《“去家化”与“再家化”：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张力》)

静夜品瓷

程应峰

夜静时分,忽地就想到了景德镇,想到了多年前不经意打碎的一只来自景德镇的薄胎青花瓷瓶,想到了曾经读过的一首诗,想到了诗中所写的“一根白发,掉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牵动心中万千愁绪”的情景,这情景,竟然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都是因为瓷器。瓷器这东西,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个故事,每一片温润都是一种情怀,每一缕光泽都闪烁着离奇的色彩,它总是古色古香、不著痕迹地将生活的美和好嵌入一个人的生命。

我有两次抵达景德镇的经历,一次是在梦里,一次是在梦外,这两次都披着夜色,悄悄的,静静的,没有喧闹和喧哗,但我却分明听见质地优雅的瓷器的声音天籁般传来。这声音,沾染着浓重的人文气息,漫溢华宇,贯穿古今,美轮美奂,直入心扉。

就像大都市总是陷落在繁华里一样,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景德镇总是陷在瓷器里。这里的花盆是瓷的,灯杆是瓷的,景观是瓷的,图案装饰也是瓷片镶嵌而成。比比皆是的商铺,摆放着五花八门的瓷器,旅馆、饭店、广场、游乐园,哪里都泛现着瓷器的光泽。那些看起来无处不在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瓷器,总是旗帜鲜明地撞入眼帘,令人心怡而感叹。就像有人说的,景德镇的瓷,比汉语里的词还要多得多哩。

灯影笼罩下的瓷都,是值得慢慢品味的。无须外在的叩击,这满街满巷遍布的瓷,就可以层层叠叠地在心中回响起来,回响起千年的美丽和沧桑。如此美妙的去处,如此美妙的音韵,是值得在静夜、在灯影月色里、在行云流水处细细品味的。

走过一家乐器店,我看见了各种瓷乐器:瓷排箫、陶埙、瓷琴、瓷二胡、瓷唢呐、蓝斑腰鼓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我不知道它们究竟能散发出怎样不同凡响的音韵,但在我的想象中,它们一定有着或厚重,或悠远,或美丽多姿,或情意绵绵的音韵,这音韵,有着不可抵御的诱惑力。

回转,静坐宾馆大堂,入目的博物架上,“荷花碗”、“旋纹樽”、“荷叶口瓶”……在声光电的策动下呈现出古朴、娴雅、沉静、大气之神韵,那优美的形态、别致的釉色、含蓄的花纹生动而传神,教人观之再三,不舍移步离去。是啊,最美的瓷器如淑女,最精致的瓷器如少女,就算在幽幽暗暗里,明明灭灭中,也能感受其晶莹剔透的质地,滑润如玉的釉面,以及迷离状态下所具有的神秘温润的气息。这聚集着东方女性纯洁、温柔、细腻、内敛品性的瓷器啊,究竟蕴涵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生命美丽?透过眼前的瓷器,所能体验的,除了窑变的神奇,还有空明无尘的人间趣味。

无论读瓷还是听瓷,都需要慢慢慢慢地品。用心品了,就能品出它的源远,品出人类卓越的智慧,品出属于它的春花秋月,品出它所承载的历史蕴含。用心品瓷,可以让人沉入或清新或愉悦或凝重的人生境界里,继而在思想的枝丫上,长出簇新的可以自由飞翔的芽叶来。

(选自《文学与人生》,有删改)

《富春山居图》中的渔樵意象

胡晓明

①《富川山居图》中有8个人物，分别为士人、渔父、樵子。其实在中国画中，此种分别是不重要的，这都是士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化身”。

②富春江文学传统中核心的人物，即严光，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钓者；而富春江上的钓台，也是历代文本化山水中最重要的钓台。写到富春江的诗歌，几乎没有不写到严子陵和钓台。这不等于说，《富春山居图》中的渔樵，画的就一定是严子陵。中国山水画有渔父樵子，则是极其常见普通的事情；而且，画家写意，绝不可能将山水画中的人物，指实为某某人。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富春山居图》出现了“渔樵”就是写严子陵的故事。

③但是，有趣的是，黄公望的《画山水诀》，很奇怪地解释了一个有关水的名词：濑。《画山水诀》“画水”云：山下有水潭，谓之濑，画此甚有生意。

④     

⑤因此，换一个角度想，由于富春江严子陵故事的文学影响力太强，黄公望心目中如果反而没有这个文学传统的影响，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不妨认为，《山居图》中的渔樵，与“文本化山水”富春江中的“渔樵”，是二而一，即易于相互指涉、相互联想的关系；“渔樵”，正是他们共同享有的重要文化符号。因此，很自然，后人在有关《富春山居图》的题跋中，不约而同地，仿佛解读一样，常常提到严子陵及其相关的辞语。先来看有关《富春大岭图》的题跋，譬如：

黄公手比愚公强，富春移来咫尺长。子陵之居在何处，千载烟云长渺茫。（（明）祝允明《题富春大岭图》）

泖塘卜筑严陵客，富春正筑南楼墨。（（清）翁方纲《题富春大岭图》）

⑥再如有关《富春山居图》仿本和黄公望其他作品的题跋：

粉本大痴山，高风子陵里。玉圃积琼葩，不数孤山美。（（清）叶绍本《富春梅隐》，《白鹤山房诗钞》卷十七，清道光七年本）

我们看乾隆在子明卷《富春山居图》上的题跋，也有这样的联想：自富阳至桐庐，胜甲浙右。子陵高风，与山水同远。丙戊（1766）癸卯（1783）冬初，自盛京谒陵，回跸至夷齐庙，俯仰山川，清风斯在。悠然有会于子陵桐江之间。因书此卷。以志一时。

⑦由此可见，将《富春山居图》与富春文学传统相联系，不是我们今天的新发明，古人正是这样鉴画的。伟大的艺术家、普通的诗人、收藏家甚至身为异族统治者的皇帝，都与此一大文化心灵相通。然而现代艺术史家与收藏界的主流解读却完全撇开了此一传统。

⑧再联想到黄公望的名字，不妨另下一解。一般人都过于相信志书与画史上所说他的父亲“九十得子”，“黄公望子久矣”，以得名。然而，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云：师古曰：望，谓太公望，即吕尚也。钓于渭水。文王将出猎，卜之，曰：所得非龙、非螭、非豹、非羆，乃帝王之辅。果遇吕尚于渭阳，与语，大悦，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曰太公望。（班固《汉书》卷一百上）

⑨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典故，黄公望的父亲为他取名，不可能不知。为什么志书与画史皆不提？细思之，太公望著《六韬》，“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史记》）；又，太公望不是一般的帝王师，而是助文武夺取天下的人物，此种身份，恐怕完全不合于蒙元统治时期的一般汉族读书士子之人生规划，或因此而易于遭忌受害，故一般人缄口不提，或代以九十老夫之说，就合理自然了。然而，黄公望之得名，其父必知《汉书》此典，因而赋此名也必有重大期望，则是可能肯定的。而公望一生，亦从辅佐帝王之钓者，转而为崇尚离心之钓者，决然在《山居图》中，借渔人开头与结尾都循环而行，自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或不是偶然。

（有删减）

（注）①严光，字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亦为好友。帮助刘秀起兵，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②黄公望，元代画家，代表作为《富春山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