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刘心武

⑴北京有两座著名的金刚宝座塔。打个比方，碧云寺好比著名作家，而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

⑵至今还记得19年前深秋到五塔寺写生的情景。那天下午，在空旷的寺庙里，我把对沟通的向往通过画笔铺排在对银杏树的描摹中。

⑶而后，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带，发现街边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瞥来瞥去，净是些纯粹消遣消闲的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

⑷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

⑸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⑹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

⑺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⑻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

⑼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觉得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

⑽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⑾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我真的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一个“谈伴”吗？眼见天色转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邀他到楼下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他允诺，于是我们一起下楼。

⑿我和王小波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

⒀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⒁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望我。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是在饭馆里呀！我问："几点了？"厨师指指墙上的挂钟，呀，过十一点了！再环顾周围，其他顾客早无踪影，厅堂里一些桌椅已然拼成临时床铺，有的上面已经搬来了被褥--人家早该打烊，困倦的小伙子们正耐住性子等待我们结束神侃离去好睡个痛快觉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起来。

⒂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太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

⒃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大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⒄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称是“王小波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地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但那竟是事实。　

⒅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仿佛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呼唤：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公共汽车咏叹调(节选)

刘心武

车在西单站停靠了，可没开。

有两个小伙子，是从车上下来的。他们气冲冲绕过车头，闯到驾驶室边，一个拽开门就骂：“你他妈的工会大楼干吗不停？！”一个竟伸出手去要拽司机：“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下来！”

工会大楼是前一站。发车时本是说工会大楼停而西单不停的，当时，大家伙一个劲儿嚷：“西单停！”“西单停！”他才前一站不停停西单。

你们非要在工会大楼下车干吗刚才不嚷嚷？真是谁心善谁吃亏。前一阵大北窑那儿修路，车堵得厉害，常有忍耐不住的乘客跑过来求他：“师傅，开门让我们下！”不在站上不能开门，这是制度。他本可以置之不理，可他心软，好几次都把门开了，让想下去的下去。这回他又心软。“我们都到西单下！”一片嚷声。他本是将就大家伙，没想到倒惹出了麻烦来。

看这二位那个横劲，怎么着？找茬儿打架吗？他满脸溅朱地指着他们叫嚷起来：“你们想怎么着？嘿，你们要敢拽我你就真拽，这车我今儿个还真不开了！”，

底下两个小伙子倒没真拽，但跳着脚骂个没完。

韩冬生气得浑身哆嗦。他转过身来，朝着车厢呼喊：“嘿，你们说说，是不是刚才车上都嚷着要我西单停车？！”

车上的乘客竟没有一个应声作证。

韩冬生大受刺激。他转身冲着车下二位对吵起来。交通警走拢车前，问韩冬生怎么回事儿。

韩冬生气咻咻地望着两个寻衅者消失的地方，赌气地说：“你们逮不着流氓就罚我吧！今儿个我还真不干了！”他掏出印着红1、黄2、蓝3、绿4的一叠“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记录证”，一下子递到交通警手里。

交通警很冷静，把四张卡片都还给了韩冬生，对他说：“你先把车开走吧！”

韩冬生把胳膊抱在胸前，梗着脖子宣布：“我这车出毛病了，开不了了！”

连续几辆出租汽车从街心驶过。

韩冬生望着出租汽车顶上安装的有“TAXI”字样的顶灯，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把那顶灯叫成“坟头”。“那些顶着坟头的家伙”，他这么称呼出租汽车司机。他从羡慕他们，到嫉妒他们。

韩冬生今年三十一岁。父亲是一家饭馆的“白案”。两个妹妹也在饭馆，一个给“红案”切菜备料，一个端盘儿。他弟弟是全家的骄傲，在西郊一所大学里工作，尽管是在大学修建队当瓦工。大学里曾给每位教师配置一部《辞海》缩印本，本来行政部门的干部以及工人不一定需要那么厚的一大块纸砖，但福利均等的不成文规则使他弟弟也领到了一部。他弟弟立即倒手转卖，便得了四十块钱。这类事多了，韩冬生心里便堵上了冰坨——我们公司怎么一年才发两双手套？

韩冬生赶上了最后一茬“上山下乡”。在村里种地的时候，他常常一边抹着汗水一边幻想：什么时候能当个工人就好了！后来房山的一个小煤矿招工，他欢天喜地地去了。去了才知道当矿工比种地还苦，于是他幻想哪一天能调回城里就好了！一九七九年还真遇上了难得的机会，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在公共汽车公司的一个车队当队长，靠这个“后门”，他转到城里公共汽车公司来了。临调走时，矿上让他在一张纸上按手印，那上头写着他自愿从四级工降为二级工。他没犹豫，蘸着大红的油墨按了。他在公共汽车公司从二级工从头干起。先卖了两年票，后来才学了开车。头两年他还算安心。可这一年多来，他心上长毛了。关键是出租汽车的勃兴，公共汽车驾驶员远没有出租汽车司机自在和实惠。

看着川流不息的出租汽车，韩冬生越发想坚持他的罢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