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 地

韩少功

①吃着自己种出来的瓜菜，觉得它们每一样都有来历，每一样都有故事。什么时候下的种，什么时候发的芽，什么时候开的花……往事历历在目。

②虫子差点吃掉了新芽，曾让你着急一场；大雨及时解除了旱情，曾让你欣喜。转眼间，几个瓜突然膨胀好几圈，胖娃娃一般藏在绿叶深处，不知天高地厚地大乱家规，大哭大笑又大喊大叫，必定让你惊诧莫名。

③有时候，瓜藤长袖飞扬，羽化登仙，一眨眼就缘着一根电线杆攀向高高蓝天，在太阳或月亮那里开花结果，让你搬来椅子再加上梯子，仍然望天兴叹。你看见一条弯弯的丝瓜挂在电线上，像电信局悬下来一个野外的话筒：刚才是谁在这里通话而且是与谁通话？或者说这么多电话筒从瓜藤上悬下来，从土地里抛撒出来，一心想告知我们远古的秘密却从来无人接听？

④你想象根系在黑暗的土地下嗞嗞嗞地伸长，真正侧耳去听，它们就屏住呼吸一声不响了。你想象枝叶在悄悄地伸腰踢腿挤眉弄眼，猛回头看，它们便各就各位一本正经若无其事了。你从不敢手指瓜果，怕它们真像邻居老吴伯说的那样一指就谢，怕它们害羞和胆怯，于是气呼呼地不再合作。总之，它们是有表情的，有语言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来到餐桌上，进入你的口腔，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几乎不是吃饭，而是游子归家，是你与你自己久别后的团聚，也是你与土地一次 交流的结束。

⑤你会突然想起以前在都市菜市场里买来的那些瓜菜，干净、整齐而且陌生，就像兑换它们的钞票一样陌生。它们也是瓜菜，但它们对于享用者来说是一些没有过程的结果，就像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学习的毕业，于是能塞饱你的肚子却不能进入你的大脑，无法填注你感情的空空荡荡.难怪都市里的很多孩子都不识瓜菜了，鸡蛋似乎是冰箱生出来的，白菜似乎是超级市场里长出来的，看见松树就说是“圣诞树”，看见鸭子就说是“唐老鸭在一不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人们正在越来越远离土地上的过程.这真是让人遗憾。

⑥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人呢？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土地上的种植与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以土地为母的原因，英文中culture指文化与文明，也指种植和养殖，显示出农业在往日文化与文明中的至尊身份和核心地位，那时候的人其实比我们洞明。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⑦那才是人类culture又一次伟大的苏醒。

亲近

韩少功

我在大学里最崇敬的一个老师不久前去世了，我很想悲痛却悲痛不起来。我曾经最喜欢听他的课，其实那不是听课，而是享受，是沉醉，是入梦，梦在他的妙语连珠和手舞足蹈里，梦在他激情之下无意间喷出的唾沫星子里。他也不是在讲课，他本身就是《红楼梦》，就是杜工部和辛稼轩，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大神附体，讲到动心之处完全是目中无人，所向皆空，有一次老泪横流竟用袖擦鼻涕。

我上他的课不多，但算是他宠爱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十多年以来，常听到同学们说，他多次打听我的情况。他还给我寄过他的新著，在他病重的时候。

我本应该为他的去世流泪，为他的才华和性情，为他的殷切关注。我其实是一个容易流泪的人，有时看一个并不出色的电影，明明知道导演在下一步要煽情了，明明知道煽情之技有些可恶和可笑，还是忍不住被电影煽出泪来，哭得自己又伤心又惭愧，像刚才大冒了一次傻气。我没有想到，我可以为一部通俗电影流泪却居然无法为自己最为崇敬的一位老师流泪，眼窝子干得像枯井，只能在电话里夸张地向某些同学表示震惊、惋惜、痛悼以及怀念，只能折腾一些公文悼词里常见的辞藻。我对自己感到羞耻甚至害怕，一张即将寄出的捐款汇票，在我看来是骗子向死者的行贿。

也是向自己不安的内心行贿。

我不想去参加追悼会，缺席的理由总是很容易找到。我怕我的无情会在追悼会上暴露无遗，怕自己无法及时履行悲痛的责任。是的，眼泪常常成为一种责任，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是对一切伟人、恩人、亲人、友人应有的情感回报——无论他们与我们是近处还是远离，是过从密切还是音讯渺茫，是一种具象性的日常存在还是抽象性的理念存在。与其说这是他们所需，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道德要求。

其实，细想一下，这种要求对于人们来说都稍嫌苛刻。崇敬是一种情感，不一定比亲情低级。我们崇敬爱因斯坦一类伟人，但这些人如果没有以一种实象或媒象打动我们，我们是无法为他们流出眼泪的。感激也是一种情感，同样不一定比亲情低级。我们感激众多公正的法官、高明的医生、慷慨的慈善家，但这些恩人如果没有以一种实象或媒象打动我们，我们也是无法为他们流出眼泪的。我们的泪水被生活境遇所分配，并不完全属于我们。相反，如果我们强制自己用泪水证明一切情感，用泪水偿付一切情感，有时就不免装模作样，而这种矫情比无泪的崇敬和感激更糟糕。

矫情是无情中最糟糕的无情。

中文词“亲近”，显示了“亲”与“近”之间的密切关联，显示了亲情对具象示现和感官活动的依存。即便有血缘的联系，当亲人之间也虽“亲”难“近”的时候，当亲人因种种原因而天南地北动若参商的时候，随着时间数年、数十年地消逝，亲情也就逐渐变得微弱而空洞，就“远亲不如近邻”了。此时的亲情，如果没有深刻的童年记忆打底，可能更多地表现为贺卡、礼品、汇票、合影照片、电话问候、法定义务的承担等等，更多地表现为理智和逻辑的认定，而不是一听到病情通报就忍不住的心酸泪涌。

“近”物不一定都值得崇敬和感激，却可能有“亲”情相系。一条狗就是这样，只因为它们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近”，它们的死就可能让我们伤心。一部煽情的通俗电影也是这样，只因为它声象感染的“近”，也可能让我们湿了眼眶。我当过一段时期的代课老师，知道校园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经验，即坏学生常常比好学生对老师更有感情，一旦毕业离校，坏学生比好学生更常来母校看望老师。可见亲情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不一定是和睦近处的结果，也可以是冲突近处的结果——“近”才是关键。好学生们成绩太好了，太让老师们省心了，于是没有留校、补课、训斥、谈心、逐出课堂、频繁家访一类事情的发生，更没有与老师骂完了又哭甚至打完了又同桌吃饭的故事。倒是学生中那些捣蛋大王，与老师们“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近以及不打不相亲，错误不断所以更得到老师们的重视，胡作非为所以更多获取老师们的声音和表情，即便一直心怀怨恨，但也是一份情感的额外收入，是一种记忆中更为深入的镂刻。一旦怨恨被岁月稀释，或者被成年的见识化解，深刻记忆便完全可能转化为一份温柔。

从另一方面说，坏学生不一定是坏人，只是不大安分，不见容于管理秩序，不大适应课堂、作业、行为守则等现代的理性成规。在这个意义上，坏学生常常就是一些更多关注近物的人，一些更亲近具象而疏远文词的人，比如觉得一只活鼠比数学测量题更重要，一条活鱼比语法运用题更重要，一次打架复仇比将来揣着毕业证为国立功更为他娘的大快人心。他们还更喜欢美术、体育、劳动之类“玩”的课而不喜欢各种主课，更喜欢课本里的插图而不是意义解说。如果说他们日后可能对老师有更多的人情味，那不过是他们本来就有更多的感性记忆，本来就有更强的感性记忆力。或者说，他们的随心所欲和无法无天，多少保护了他们的情感生活，还没有被管理秩序斩削一尽。他们不像我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在规行矩步的校园里，已如期让文字接管了心智，如期学会了封闭感官和冷却情感，虽然比那些捣蛋大王早一点学会数学和语法，却可能比他们少了许多亲近事物的能力。

人的成熟就是接受社会规范的过程，就是学会所谓分寸感以及对周围很多事物保持距离的过程——这正是文明教育的目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就是高贵。”甚至说：“真正的贵族从来不触摸任何东西。”（见《惶然录》）在这里，一条“不太近”原则，意味着人们的感情有更多的礼貌形态，更多的理智含量，使人们更容易成为控制着各种分寸的崇敬者、感激者一类人物，而不是亲近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社会规范仍需征收眼泪，当哀乐响起，人们必须以泪水履行一切情感回报的道德责任：对任何去世的伟人、恩人、亲人、友人，无法悲痛也一定要悲痛起来——你不能成为一个没心没肺的小人。

于是，成熟还意味着另一条规则：在失却亲近以后要善于伪作亲近。

我终于哭了。哭泣的原因恰恰是想到自己不再能够哭泣，恰恰是自己不再能够哭泣的时候还负有哭不出来的罪疚感——我就是这样在老师的葬礼上鼻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