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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活五十年
巴金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有感情无法倾吐，让在我心里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我曾在《说真话》里写过：“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做过斗争……”在《怀念胡风》中写过：“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是中国的社会生活，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我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与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所以“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就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有时没有电灯，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四人帮”倒台后，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我只愿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也算是对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的一个交代吧。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节选自《巴金自传》，有删改)
从本文巴金对自己的评价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启示，你认为应该怎样进行自我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