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节选）

老舍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小茶馆里点起了一盏菜油灯。

“钱伯伯,”瑞宣低声地说，“家去，吃点什么，好不好？”

老人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不去！……你认识你们胡同里的牛教授吗？”

“不认识。干嘛？”

“不认识就算了。你总该认识尤桐芳喽？”

瑞宣点点头。

“她是有心胸的，你应该照应她一点！我也教给了她那个字——杀！”

“杀谁？”

“该杀的人很多！能消灭几个日本人固然好，去杀掉几个什么冠晓荷、李空山、大赤包之类的东西也好，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传统的升官发财观念、封建思想——就是一方面想做高官，一方面又甘心做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头老牛似的往前慢慢地蹭，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无药可救了。”

“那我怎么照应她呢？”瑞宣相当难堪地问。

“给她打气,鼓励她！一个妇人往往能有决心，而在执行的时候下不去手！”老人又慢慢地往起立。

瑞宣还不肯动，他要把想了半天的一句话——“对于我，你有什么教训呢？”——说出来。可是，他又不敢说。他知道自己的怯懦与无能。假若钱伯伯教他狠心地离开家庭，他敢不敢呢？他把那句话咽下去了，也慢慢地立起来。

两个人出了茶馆，茫然的他立在那里，看着钱先生在灯影中慢慢地走去。一直到看不见老人了，他才打了转身。

他一向渴盼见到钱先生。今天，他看到了老人，可是他一共没说几句话。羞愧截回去他的言语。论年岁，他比老人小着很多;论知识，他的新知识比钱诗人的丰富;论爱国心，他是新时代的人，理当至少也和钱伯伯一样多。可是，他眼看着钱伯伯由隐士变成战士，而他还是他，他没有丝毫长进。只好听着老人侃侃而谈，他自己张不开口。没有行动，多开口便是无聊。这个时代本应当属于他，可是竟自被钱老人抢了去。他没法不觉得惭愧。

随着第二天的朝阳升起，瑞宣看见了新的光明。他把自己放下，而专去想钱先生。他觉得钱先生虽然受尽苦处，可是还很健康，或者也很快活。为什么？因为老人有了信仰，有了决心，信仰使他绝对相信日本人是可以打倒的，决心使他无顾虑地、毫不迟疑地去做打倒日本人的工作，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了重生和永生。

看清楚这一点，瑞宣以为不管他的行动是否恰好配备着抗战，他也应当在意志的坚定上学一学钱老人。这在以前，他总是一天到晚地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别人，也不敢对镜子看自己。现在，他决定要学钱先生，尽管在行动上与钱先生不同，可是他也要像钱先生那样的坚定、快乐。

是的，他要活着，为自己，为家庭，为操守，他须活着，他不应当再躲避，而反倒应该去看、去接触一切。他应当到冠家去，看他们到底腐烂到了什么程度。他应当去看小崔怎样被砍头。他应当去看日本人的一切暴行与把戏。看过了，他才能更清楚，更坚定。说不定也许不期而然地狠一下心，去参加了抗战工作。人是历史的而不是梦的材料。他无须为钱先生忧虑什么，而应当效法钱先生的坚强与无忧无虑。

这是星期六，下午两点他就可以离开公事房。他决定去看看下午三点在太庙大殿里举行的华北文艺作家协会的大会，他要看，他不再躲避。

北平人多数是喜欢热闹的，而这里太幽静。现在，已是冬天，这里的游人就更少了。瑞宣来到，大门外虽然已经挂起五色旗与日本旗，并且贴上了许多标语，可是里外都清锅冷灶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他慢慢地往园内走，把帽子拉到眉边，省得叫熟人认出他来。

他看见了老柏上有名的灰鹤，两只都在树顶上立着呢，他立定，呆呆地看着它们。据说，这里的灰鹤是皇帝饲养着的，在这里已有许多年代。瑞宣不晓得一只鹤能活多少年，是否这两只曾经见过皇帝。他只觉得它们，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之后，还在这里活着，有些不大对。它们的羽毛是那么光洁，姿态是那么俊逸，再配上那红的墙、绿的柏与金瓦的宫殿，真是仙境中的仙鸟。可是，这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姿逸态又有什么用呢？说不定，日本人会用笼子把它们装起来，运到岛国当作战利品去展览呢！

不过，鸟儿到底是无知的，人呢？他自己为什么呆呆的看着一对灰鹤，而不去赶走那些杀人的魔鬼呢？他不想去看文艺界的大会了。灰鹤与他都是高傲的、爱惜羽毛的，而他与它们的高傲只是一种姿态而已，没有任何的用！他想低着头走回家去。

可是，极快的，他矫正了自己。不，他不该又这样容易伤感，而把头又低下去。伤感不是真正的、健康的感情。由伤感而落的泪是露水，没有甘霖的功用。他走向会场，他要听听日本人说什么，要看看给日本人作装饰的文艺家的面目，他不是来看灰鹤。

（有删改）

歪 毛 儿

老　舍

小的时候，我和白仁禄一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给书钱。其实，我俩真不够听书的派儿：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孙二大爷用小笸箩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地说，“歪毛子！”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的多。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可是他自己找打。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打他。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听说，他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做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本想不再绕，可是集南边有个地摊，摆着几本书，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跺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像冻在地上，不动。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走了几步，我不由地回了头。他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

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决定回去。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无论怎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是不是仁禄哥？”我大着胆问。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的又转回来。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的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可是我没法说话了。问他什么呢？我改变了战略，开始告诉他我这些年的经过，费了许多周折，我才用上了这个公式———“我说完了，该听你的了。”“还不都在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

“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我说。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的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

“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自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结婚，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作的文章更周到？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艺。”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有删改）

有声电影

老舍

二姐还没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嗒嗒之声特别响亮而已。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互相巨吻的时候，台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声”。她确信这个，所以根本不想去看。

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她才想开开眼。恰巧打牌赢了钱，于是大请客。二姥姥三舅妈，四姨，小秃，小顺，四狗子，都在被请之列。

大家决定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

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眼镜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换了件衣裳。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总算顺当。

出发了。走到巷口，一点名，小秃没影了。折回家里，找了半点多钟，没找着。大家决定不看电影了，找小秃更重要。把新衣裳全脱了，分头去找小秃。正在这个当儿，小秃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来找她们。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反正巷外有的是洋车，耽误不了。

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老规矩，多一个铜子不给。这几年了，她不大出门，所以现在拉车的三毛两毛向她要，不是车价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瞧瞧。她确是有志向前迈步，不过脚是向前向后，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四姨倒是能走，可惜为看电影特意换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她过去搀着二姥姥，要是跌倒的话，这二位一定是一齐倒下。

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二姐实在觉得有骂一顿街的必要，可是没骂出来，她有时候也很能“文明”一气。

 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一进门，小顺便不干了，黑的地方有红眼鬼，无论如何不能进去。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以为天已经黑了，想起来睡觉的舒服；她主张带小顺回家。谁不知道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回有声电影，将来见阎王的时候要是盘问这一层呢？大家开了家庭会议。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至于小顺，买几块糖好了，吃糖自然便看不见红眼鬼了。事情便这样解决了。四姨搀着二姥姥，三舅妈拉着小顺，二姐招呼着小秃和四狗子。看座的过来招待，可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找座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观众们全忘了看电影，一齐恶声地“吃——”，但是压不下去二姐的指挥口令。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别响亮，要不怎样是“外场”人呢。 　

直到看座的电筒中的电已使净，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不过，总不能忘了谦恭呀，况且是在公共场所。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可是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是姐姐兼主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让，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爷。好容易一齐坐下，可是糖还没买呢！二姐喊卖糖的，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糖买过了，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还没咳嗽呢。二姥姥一阵咳嗽，惹起二姐的孝心，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老人家像二姥姥这样的，是不怕儿女当面讲论自己的后事，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如“别人都是小事，我就是要个金九连环。也别忘了糊一对童儿！”这一说起来，还有完吗？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显着复杂。大家刚说到热闹的地方，忽，电灯亮了，人们全往外走。二姐喊卖瓜子的；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儿。看座的过来了，“这场完了，晚场八点才开呢。”

只好走吧。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二姐才想起问：“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三舅妈想了想：“管它呢，反正我没听见。”还是四姨细心，说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冒烟呢。“鼻子冒烟，和真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