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 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据美国K大学的研究人员称，大多数“生物降解”塑料并不真正降解。

利用能随时降解普通有机物质（例如纸和木屑）的细菌所进行的试验表明，包括塑料垃圾袋、“用后即丢”的尿布、饮料瓶等在内的大多数产品并不是可以生物降解的。

研究人员指出，术语“生物降解”这个词的使用是不规范的。一些生产厂家说，这些产品如果在物理上发生了变化，则是可以生物降解的，它们一旦与其它物质混合，便会自然消失或者可以支持生物的成长。研究人员认为，真正的生物降解物质在需氧条件下可以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在厌氧条件下它们则可以分解成甲烷和二氧化碳。然而，经他们试验的每个产品都不能降解，也不能达到上述标准。

繁 盛

李 娟

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他们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走到高处，突然看到前方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下，抚地大哭。

他们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他们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开渠垦荒。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们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锨把堵在渠口的鱼群铲开。

那时，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何为农田。它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它们争先恐后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

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这鱼长有细碎锋利的牙齿。即使已被捉在手，仍紧咬红绳不肯松口。它们愤怒却迷惑。世界改变了。春天，鱼群逆流产卵。鱼苗蓬勃，河流拐弯的浅水处如堆满珠宝般璀璨闪烁。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人们大量捞捕小鱼，晾干，喂养牲畜。世界改变了。

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河两岸上下漫延。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从此，再也没有鱼了。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水渠也是新的，仿佛一切刚刚开始。

其实这块土地并不适合种植向日葵。它过于贫瘠，向日葵又太损地力。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处的作物相比，向日葵的收益最大。如此看来，我们和一百年前第一个来此处开荒定居的人没什么不同。除了掠夺，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妈已经种了三年葵花。各种天灾，各种意外。三年都没赚到什么钱。但第四年她仍坚持播下种子。

记得第一年，我们全家上阵。我妈和我叔叔两人用铁锨不停翻动种子，使之均匀粘染红色的农药。我在旁边帮忙打手电筒。整夜默默无语，整夜紧张又漫长。手电光芒静止不动，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大地。而熬过漫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它们绕其左右，饥饿而畏惧。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

此时此刻，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我一动不动举着手电。手电光芒在无边黑暗中撑开一道小小缝隙。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之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一百年前的农人也来了。哪怕已经死去了一百年，他们仍随身带着种子。他们也渴望这红色。所有消失的鱼也从黑暗中现身，一尾接一尾沉默游入红色之中。我仿佛看到葵花盛放，满目金光中充满了红色，黑暗般坚定不移的红色。

我只跟去地头帮了几天忙，刚播完种子就离开了。听说第一年非常不顺。先是缺水。平时种植户之间都客客气气，可一到灌溉时节，争水争得快要操起铁锨拼命。轮到我家用水时常常已是半夜，我妈整夜不敢睡觉，不时出门查看，后来干脆在水渠的闸门边铺了被褥露天过夜。尽管如此，我家承包的两百亩地还是给旱死了几十亩。接下来又病虫害不断，那片万亩葵花地无一幸免。我妈日夜忧心。她面对的不但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亲眼看着一点点长大的生命，再亲眼看着它们一点点枯萎……是耕种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痛苦。

直到八月，熬过病害和干旱的最后二十来亩葵花顺利开完花。她才稍稍松口气。而那时，这片万亩土地上的几十家种植户几乎全都放弃，撤得只剩两三家。有个承包了三千多亩地的老板直接自杀。据说赔进去上百万。

冬天回家，我问我妈赔了多少钱。她说：“幸亏咱家穷，种得少也赔得少。后来打下来的那点葵花好歹留够了种子，明年接着种！”

整个冬天，阿克哈拉洁白而安静。我心里惦记着红色与金色，独自出门向河谷走去。大雪铺满河面，鸦群迎面飞起。牛群列队通过狭窄的雪中小路，去向河面冒着白气的冰窟饮水。我随之而去。突然又想起了鱼的事。我站在冰窟旁探头张望，漆黑的水面幽幽颤动。抬起头来，又下雪了。我看到一百年前那个人冒雪而来。我渴望如母亲一般安慰他，又渴望如女儿一样扑上去哭泣。

(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有删改)

汉字危机

中国的书写交流进入键盘化时代只有十几年，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电脑的人通过简单的学习都能迅速掌握文字输入。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很多人写字总是提笔忘字，尤其是经常使用的汉字往往一下想不起来了，这跟他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无数信息和知识的身份有点不符。很多人纷纷惊呼汉字危机来了，拯救汉字刻不容缓。

书写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式，只有经常书写，才能记住一个字该怎么写。过去用笔书写汉字基本上是音、形、义同时进行，键盘输入就出现问题了，它不是直接写汉字，而是让你在候选的字码中去选择正确的那个字。这就是汉字在键盘输入时代面临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就是音素文字和语素文字的最大区别。所有音素文字（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它们只有音和形，而且音形基本统一，打字本身就是书写过程。我们是拼音解决汉字输入问题，而不是在键盘上打笔画。五笔字型不会让你忘记一个汉字怎么写，但是可能会让你忽略它该怎么读；拼音输入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字怎么读，却让你慢慢忘记它怎么写。在信息时代，中国人开始遇到能说能读能输入但可能不会写的问题了。这也暴露了汉字的自身局限问题。

网络时代屡屡出现新词，人们对“雷”、“囧”这类汉字就赋予了新的含义。从每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中不难看出，新的词语越来越多，看上去也越来越没文化含量，继而还可能导致汉语的使用环境和美感越来越差。网络语言通过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迅速扩散全球，但死得也非常快。它只是迎合某一类信息某一种情绪在传播的当口被创造出来，并随着这种氛围的消失而慢慢消亡，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

为了提高书写效率，方便学习和交流，开始出现俗字、新字，汉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却有不断简化的趋势。是否要恢复繁体字的讨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汉字究竟怎么写，它的结构组合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可能都觉得不重要了。今天80%以上的中国人都会使用汉字，这其中多数人就像街头对话一样也仅仅是用来交流，而不是用来写作或研究。比如你打一个“爨”( cuan)，用简拼敲四下就出来了，你不用去写31画，它比你打一个“装”(zhuang)还少两下，笔画已经不是键盘输入时代最让人疼痛的问题了。那么，汉字是否还要继续简化就不是问题了。

汉字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不管是刻在龟甲上，还是刻在竹简上，还是写在帛上，或者写在纸上，乃至今天用计算机编码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汉字从来没有因为它的复杂性而被淘汰或异化。而眼前，我们汉字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中的语言交流和传播。汉字在外国人看来是最难学的文字，汉语是最难掌握的语言。

材料一：

最近，美国前外科医生总长Dr. Vivek H. Murthy撰文《工作与孤独的流行》强调：孤独如此流行，已经成为日益增长的公共健康的威胁，他还指出工作对此负有一定责任。

当今这个年代，从技术上来讲，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史无前例地便捷，不仅车疾马快，还有电话，视频、电邮、各种社交软件等。几乎在瞬间，你就可以联系到另一个人。

然而，从情感上来讲，人们却前所未有地孤独。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孤独的人数已经翻了一番，研究表明，美国如今有超过40%的成年人感到孤独，实际人数可能会更高，此外，过去几十年来，认为自己拥有亲密知已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而在工作场所，许多员工，还有一半的首席执行官，都有孤单感。

孤独会导致压力，长期或慢性压力会导致一种关键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升高。压力也与体内较高的炎症状态有美，这又会损害血管和其他组织，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病、抑郁症、肥胖和过早死亡的风险。慢性压力还可以劫持你的大脑的前额皮层，大脑的这个区域控制着人的决策、计划、调节情绪、分析和抽象思维的能力。

（节选自“同语轩”2018年2月10日）

材料二：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65岁以上的人群中，约有四分之一承受着孤独的痛苦，这可能会增加罹患许多疾病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早亡，而这些人当中近三分之二的人体重超标。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增加超重可能性的相似基因区域也导致社交孤立。

这是首次有研究发现孤独与肥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科学家建议，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减肥来应对孤独感的盛行。剑桥大学资深科学家约翰·佩里说：“这项研究使我们能够利用遗传学来确定孤独和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说：“我们常常认为孤独纯粹是由我们周围的环境和生活经历造成的，但这项研究表明，基因也起着作用。基因和环境总有复杂的交错，但研究的确表明，在人口层面，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肥胖问题，我们也能减少孤独。”

报道称，该团队分析了英国生物医学库487647名参与者的基因变异情况，个人感知的孤独，与其他人互动的频率以及这些互动的质量等问题提供了问卷回复。然后，他们研究了单个个体的基因构成，以确定他们是否具有孤独易感性。那些认为自己孤独的人在15个遗传位置上的DNA有着“不同的表达”。

（节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7月5日）

材料三：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全球范围内分散的家庭数量越来越多；个人文化的地位越来越高于集体文化……孤独似乎是当代生活的默认特征，尤其体现在富裕和城市发展良好的国家中。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报道称：“分析以往研究发现，生活在孤独环境中的人与保持社交关系的人相比，其早死概率提升50%。”该网站提到了两份综合分析报告，这两份报告旨在评估社会关系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中，约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

涵盖148项研究、涉及逾30万参与者的第一份分析指出，丰富的社会关系可使早死概率下降50%。第二份分析涵盖70项研究，涉及来自美国、欧洲、亚洲的近340万人。该分析指出，隔绝、孤独和独居在早死方面产生的影响相当于肥胖。

美国犹他州杨伯翰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尔特-伦斯塔德说，尽管这种“流行病”并不仅限于富裕国家，但由于富裕国家“寿命更长，结婚率降低，每个家庭中子女的数量更少，离婚的人更多且独居的人也更多”，因此这种现象在这类国家中更为突出。

在美国，约有4260万年龄在45岁以上的成年人患有慢性孤独症。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生活中无人陪伴，超过一半的人没有结婚。此外，婚烟和子女数量均呈现下降趁势。

（节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