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2日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为2.44亿，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已超过六成。

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80后”所占比重为35.5%；其次是“90后”，占24.3%，二者合计约占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六成。“00后”和“10后”的占比分别为19.3%和20.9%。

在居留意愿方面，2017年，40.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愿意将户口迁入流入地。83.6%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计划今后一段时间继续留在本地，其中36.6%计划在本地定居，15.3%计划在本地居留3到5年，9.2%计划在本地居留10年以上。

此外，《报告》称，新生代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群体，表现出对城市社会较好的适应性与较高的融入意愿。

调查数据显示，97.3%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93.3%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愿意融入本地人之中，73.2%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认为自己已经是当地的一员。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12月22日）

材料二：

198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

（摘编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材料三：最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伴随产业流动的过程也将会优化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

过去的劳动方式多数都是人们靠力气，靠胆量，靠不怕苦。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的逐步多元化以及消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的提高，传统的生产经营已经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只会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优势。

产业决定就业，产业发展得越好，接纳的就业人员就越多。从近年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加大，传统、低端制造已经很难再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其接纳就业人员的能力也将逐步失去。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等，这些产业对劳动者综合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很高，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综合能力不强的城市居民，都将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相反，那些具有较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大、渠道越来越宽。流动人口的结构也开始从相对低端转向了相对高端，数量开始减少，流动的效率却在提高。这种由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流动人口减少，无疑是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所以，流动人口减少，从总体上来讲是一件好事，也代表一种方向，那就是对劳动者综合能力与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能否转移、如何转移，还是要看劳动者个人的素质。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材料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自2013年以来，中央一方面大力推进市民化进程，对于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如：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宽住房保障渠道。在确保所有流入城镇的人口都能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同时，还将逐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另一方面，2015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发布，到2020年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成为政策目标。在具体的扶贫路径中，有中央拨款、地区帮扶、企业帮扶、市场帮扶多种模式。舆论最关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也被纳入扶贫攻坚战的核心目标。得益于这一系列措施，流动人口的增速开始下降。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8年12月26日）

材料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建设绿道5.6万公里，其中2018年新增绿道1.4万公里。绿道天生就有“绿色”“健康”的基因。绿道系统部联起城乡的绿色资源，与公交、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系统相衔接，同时还有助于固土保水、净化空气、缓解热岛效应，为生物提供栖息地和迁徙廊道，休闲健身之外兼具绿色出行、生态环保的功能。

绿道建设延伸的不仅是绿色活动空间，更是绿色的发展观念。浙江嘉兴在环城绿道开展“跑步+捡垃圾+分类”活动；广东江门组织百余名骑行爱好者沿滨江绿道一路宣传节约用水的理念；武汉东湖绿道的建设者组织百人快闪和迷你马拉松活动，倡导健康生活和绿色发展……绿道成为宣传倡导绿色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绿色消费等生活新风尚的天然载体。

下一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还将继续完善绿道工程建设标准，推动形成连接城市生态要素的绿道网络。“同时，引导各地依托绿道开展丰富多彩的市民参与活动，让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巡视员赵健溶说。

（摘编自赵展慧《打通绿色动脉 拥抱城市活力》）

材料二：

嘉兴这座城市历史久远，文化兴盛，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水是嘉兴的生命。嘉兴绿道依傍嘉兴水路构建城市绿色生态网络，“水都生态绿城”自然是嘉兴绿道标识系统设计的核心概念之一。嘉兴绿道导视系统中的主标识设计紧紧围绕“水都生态绿城”的概念，水、绿色、城市、人文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自然与城市、城市文化相互融合，和谐共生是嘉兴生态绿道视觉形象的核心价值。将水、绿色、绿道作为设计的核心要素，自然而然演绎出荡漾的水波纹、摇曳的树木、弯曲的道路等自然形态，这些视觉元素相互融汇结合，和谐共生，最终构成了主标识的视觉形态。绿道导视系统主标识形象取自倒映在水中的绿色树木，外形如荡漾摇曳的水波，环树木一周的波纹又显示了嘉兴绿道环水而建的特点。造型上线面结合、虚实相生，自然而优美，清新而灵动，体现了绿道的属性和亲水的特征，同时整个标识被赋予自然、灵动、平淡天真的气质，符合嘉兴江南水乡的城市形象。

（摘编自唐娜《基于城市形象的嘉兴绿道导示系统设计》）

材料三：

知名地理人文公众号“地球知识局”推送《超级花园城市》一文，文章提到，成都凭一己之力，修了相当于丝绸之路总长度的绿道系统。绿道所串联的绿化设施面积达到1114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个巴黎，其中还有2000多个文体旅游设施。仅以目前的绿化廊道覆盖密度来看，成都已经超越了北京和上海。一座超级花园城市——公园城市成都已粗具规模。网友纷纷评论，感叹成都执行力之高。

城市资本、人口、设施高度聚集，土地空间很紧张，要腾出地皮给这些绿色休闲设施，有时非常奢侈，但又是很有必要的。据《超级花园城市》介绍，19世纪末期，美国西海岸和南海岸城市群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地区）具有压倒性的地位，聚集起大量的重工业设施。野蛮发展的煤、钢、化、电工业令环境严重恶化。彼时，美国最著名的规划师奥姆斯特德做出一个先进的规划：用优先于汽车道的人行通道把市内的四个公园和一批次级绿地连通，一共25公里，以供需要运动空间的市民使用。数年后，这个系统受到了市民的好评，一路扩展到了600公里，覆盖了波士顿大部分地区。这便是最早的“绿道”。由于绿道设施同时提供了绿色环境和健身场所两种城市里稀缺的资源，对土地的占用率也比较低，基本是在原有郊区绿化的基础上整合而成，大受各国欢迎，不仅在美国广受好评，德国等欧洲国家也纷纷跟进，绿道系统逐渐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推广开来。

（摘编自《成都日报》）

100多年前的某个10月24日，奥地利人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塑料袋，这种包装物既轻便又结实，在当时无异于一场科技革命。从此以后，人们外出购物时顿感一身轻松，不需要携带任何东西，因为商店、菜场都备有免费的塑料袋。可舒施尼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塑料袋百岁“诞辰”纪念日时，它竟然被评为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塑料袋“糟糕”，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不可降解和再生的材料生产的，处理这些白色垃圾很多时候都只能挖土填埋或高温焚烧。据科学家测试，塑料袋埋在地里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腐烂，并且严重污染土壤；而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同样会造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个形象的比喻，说如果把人们每年使用的塑料袋覆盖在地球表面，足以使地球穿上好几件“白色外衣”。一时间，“远离塑料袋”“拒用塑料袋”“禁用塑料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事实上，要在短时间内完全禁止使用塑料袋是不现实的。积极的态度是依靠科技进步，即采用回收利用和降解相结合的办法去解决。工业包装膜、商品包装袋（膜）用后较干净，应作为主要回收利用对象，分类收集再生利用，这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功经验。而对于那些量大、分散、脏乱、难于收集或再生利用经济效益甚微的一次性塑料包装袋，则应该使用可降解塑料生产。

然而环保意识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树立的，一方面，塑料袋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因为它的确有它的便利之处；另一方面，许多消费者认为，塑料袋是免费赠送的，不花钱的东西不用白不用。针对这种情况，1989年7月起，美国近半数的州实施了《塑料袋禁用法》，禁止所有不能分解和还原处理的食品塑料包装袋上市。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禁用厚度不到20微米的塑料袋，并控制生产这种塑料袋的原料。意大利则实行《塑料袋课税法》。

这些法律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爱尔兰为例，自从征收塑料袋税之后，全国塑料袋的使用量降低了90%。与此同时，各国都加强了对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制，并加大了开发塑料回收利用技术的力度。舒施尼那项“最糟糕的发明”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继续为人类造福。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

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辩”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试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辩”》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