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生于海宁袁花镇，2018年10月30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消息一出，海宁各中小学开展悼念追忆活动。

金庸于1935年从袁花镇中心小学毕业，1992年首次重返家乡时，金庸给学校捐资建图书馆。当地教育部门介绍，金庸生前回乡时曾多次走进海宁校园，自称是学子的“大师兄”，为家乡传递正能量。金庸及其侠义精神，今后将作为海宁中小学名人文化教育传承项目，继续深入校园、课堂，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摘编自蒋亦丰《再见了，大侠校友》)

材料二:

(摘编自李阳《一周（2018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文旅观察:金庸逝世引发全民追思各省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密集挂牌成立》)

材料三：

2007年6月，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并与北大学子交流。整理笔记素材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只要照着笔记往电脑里敲字就行了，先生的每一句话，落在文字上，根本不需要重新组织语言，语言结构完整同时富有文釆。我想，正因为这样的功底，先生才在办报、写小说、做学问上游刃有余。

让我服气的还有金庸先生那天的演讲内容，是关于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有理有据，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喜欢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但最喜欢的还是他写的《袁崇焕评传》，而听完他的演讲，我理解了先生的历史观因何而来。后来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先生说他真正喜欢的是做学问，写小说只是玩玩，这让我知道所谓厚积薄发的境界。

我接触金庸先生时,他已年过八十，刚在剑桥大学完成硕士学位。金庸先生说，现在的知识早已远离了靠记忆力的阶段，过去，什么东西不懂到图书馆查几本书就可以明白。现在，做学问的关键是要有所创新，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彼时，是2007年，距今已有11年。而今天，创新正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摘编自王庆环《时时真诚，事事谦恭——采访金庸先生二三事》)

材料四：

2001年5月，在雅静的南开明珠园，77岁的金庸先生和90岁数学家陈省身先生重逢了。老友相见格外动情，除了陈先生刚组建的数学研究中心的话题外，谈论的都是金庸的武侠和江湖。交谈中陈省身说，他最喜欢《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我请教陈先生为何最喜欢黄蓉，金庸先生心领神会地笑着说我小说里的人物，黄蓉是最懂算数的，是武侠中的数学家。”听到这个解释，陈省身先生纵声大笑起来。陈省身先生解释为何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认为武侠和数学在最高层面是相通的。数学其实也是一门艺术，是关乎心灵与智力的学问，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而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蕴藏着高度的美感和哲学内涵，这和数学的境界是相通的。温暖的笑声中，两位大师投入和沉浸的表情，加之充满哲学意味的交谈，令人感动和折服。

(摘编自张建星《侠之大者温润如玉忆金庸大师》)

材料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曾摘取自己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创作了这幅浑然天成的对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自己的小说体现的人生观，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小说完成了“经典化”蜕变，融入了对大众疾苦冤屈的关怀，告诉人们包括自己竭尽全力做自己所当为之事，同时渗透着现代精神。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凸显，人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娱乐化、轻松化、治愈系。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已成为玄幻、修真、盗墓、穿越。

我们不禁要发问：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吗？武侠文化该怎样发展？

 (摘编自连锦添《金庸﹒带着武侠梦远去了》等）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中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曾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建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道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做，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储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编自张向荣《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固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部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期）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佑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期）

每个引进的名词术语都自带文化视角

申小龙

①一段时间以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引起广泛关注。中国话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但就话语本身而言，是表达思想、观念、情感、文化的载体。所以，当务之急是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把中国话语这个概念弄清楚。

②一个世纪前，我们的语言还属于古代范畴。现代化之后引进了很多新的词语，导致我们的语言研究实际上是用欧洲的术语范畴分析中文，这就会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语言学上用的最基本单位：词。这是对英语word的翻译，中文中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单位，只有“字”。而“字”在现代语法结构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按照拼音文字，“字”只是一个书写单位，并不是语法上的基本单位，所以引入了欧洲语言中的“词”。句子也是这样，句子的概念也是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古代汉语的“句”是“句读”的句，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句子”的“句”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③由此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在语言学里，词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但是一旦引入了欧洲语言中的这个概念之后，它在中文中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说不清楚汉语的词，就是当两个汉字被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究竟是词组还是词。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搞不清楚还能不能再往下分析，不能确认它是不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比如“睡觉”，是一个词，但是“睡” 和“觉”在古代汉语中是两个单位，是可以拆开的，比如“睡了一个好觉”。

④在欧洲语言理论中，“字”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而我们现在渐渐认识到，中文语法肯定是要建立在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词的基础上。汉字的组合对于中文来说是有根本意义的，而这个意义在欧洲语法的视角中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只认词。这意味着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是建立在西方范畴之上。

⑤其实每个学科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由此可见，几乎所有欧洲术语拿到中国来以后都要打个问号。当它们被用来分析中国文化的时候，可能都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表述单位。就语言学而言，只有厘清了这些基本范畴之后我们才能更科学地认识我们语言的特点。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太不一样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欧洲人也有很多根本性不同，用了他们的范畴之后会曲解我们自己的语言。每一个词都是视角，是特定的文化视角。我们需要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来分析中文，也就是要消解掉西方语言理论的那些范畴。

⑦实际上，除了学科领域，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翻译腔很重的语言，你也能够听懂，也觉得它是汉语。但我们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地道的好的汉语。之前翻译家周克希谈到《小王子》的译法中“需要彼此”和“彼此需要对方”的不同，认为前者不是中国人的表述方式。这其实是整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欧洲思维方式是动词中心，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核心，句子很长，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中文是流水句，很短，意在言外，充分依赖语境。

⑧中文是有诗意的语言。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中文是好的中文，什么样的中文是欧化的中文。我们应该怎么书写，怎么继承传统语文的好的特点。所谓好的汉语，就是音乐性很强的汉语，有声象和意象的汉语。音乐性是中文最基本的要求，而欧化的语言都是没有音乐性的。

⑨当然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很不容易，因为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已经融合在我们的意识里成为我们视角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真正做到追根溯源很难。语言学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说现在人说话已经欧化了，没有必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语法了。然而，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关注，不建立自己的理论范畴理论体系，听任整个体系全盘欧化，我们的语言，我们孩子的语言，也都说得像英语一样，这对我们民族文化是一个好事情吗？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语言文字的历史，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以没有自己本土文化的研究的主体性，建立自己的理论范畴，而是听任西方的范畴把我们牢牢束缚住？

（2015年11月1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