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宋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井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有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哪个朝代最适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适合普通人的文化娱乐。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搏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超越了唐代。唐代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节选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材料一：

全球城市化的推进对城市的人口、交通、通信、健康、教育、污染及废弃物等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缓解这些挑战带来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全球相继启动智慧城市计划。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管理咨询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从在建设数量来看，中国以500个试点城市居于首位，并已形成了数个大型智慧城市群。德勤合伙人马炯琳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以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城市居民和工作人群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幸福感的提升，智慧城市的深度应用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力求打造开放、共建、共享，服务均等化以及城市特色化的智能城市。传统的智慧城市要朝着“超级智能城市”的方向发展，必须要具备实时化、普遍化、开放化、智能化、自主化以及融合化六大关键要素，还要涵盖智能经济、智能出行、智能环境、智能生活以及智能教育这六大领域，使得城市更加融合与一体化，进行更高效的相互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材料二：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智慧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城市空间数字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城市部件实现“万物互联”。二是信息技术改变城市生活。信息与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发生化学反应，城市各领域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实现智能运行。如智能缴费、智能交通、智能养老、智能社区、智能环保、智能政务等，从而更加方便快捷、运转高效。三是智能驱动城市治理创新。城市治理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不但可以及时为市民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可以实时感测城市运行状况、优化城市治理决策，推动城市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摘编自“百度百科”、《人民日报》）

材料三：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想预期在实践中还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是“有产无智”。相关高科技企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支撑性力量，但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是购置它们生产的高科技设备。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企业兜售设备的“竞标场”，加上产业发展冲动，一些城市在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上马智慧城市项目，导致后续投资乏力、管理滞后、资源浪费。由于信息技术设备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最终可能只是购买了一批过时的设备和终端产品。二是“有智无慧”。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局限在“网格化管理”“综治维稳”等智能管控领域，既忽略了多部门联动的系统性，也忽略了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性，不同部门的数据系统互不联通，存在“数据隔离”问题。三是“有慧无惠”。建设智慧城市，意味着城市发展要素的全面革新，意味着城市居民广泛使用信息技术并从中得到更多实惠。然而，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既与城市居民的需求脱节，又缺乏城市居民的参与，没有真正服务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此外，由于对技术和大数据的高度依赖，智慧城市建设还普遍面临技术安全风险、用户信息安全风险、居民信息壁垒风险等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

⑴据报道，近期，河南禹州市一中对36名学生进行劝退，责令立即离校，只因这些学生“静熄后走动、洗漱，或说话，严重影响了就寝秩序”好在学生家长连续多日奔波求情，学校总算改变了处理决定。

⑵有专家认为，“教育是强迫或引导被教育者接受特定的知识、规矩、信息、技能、技巧等”不以规矩，难成方圆，让学生遵规守纪，培养他们规矩意识本无可厚非，但笔者想问，规矩的制定者是否考虑了学生的成长发展？规矩的合理性、适用性何在？倘若规矩制定者毫不顾忌孩子的身心成长，却为了自己的管教便利而刻意抹杀孩子的天性，这势必从源头上背离规矩设计的初衷，更有悖于教育规律。即便破坏了既定规矩，批评教育、劝导训诫未尝不可，大可不必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处理学生。

⑶制度是文化的反映，好的规矩，才能适合好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制度规矩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文化。一所学校的规矩集中反映了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据悉，这些被“开除”的学生中，还有几位是品学兼优的班干部。禹州市教育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对此回应：“禹州市一高的做法过急、过激，是不对的。笔者认为，这所学校的做法失去了对教育目的、意义和内涵的基本把握。传道授业解惑，不只在课堂上，学校和老师的处事行为方式也时刻传递着价值观和人生观。如此刻板而无情的处理方式于人才培养无益。

⑷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只给个体受教育者打上深深的烙印，尤其会对一个群体、一代人产生深远影响。管理森严的宿舍、僵化死板的课堂、冷若冰霜的规矩、紧张对立的师生关系和教学关系，只能让学校变成一个无情的“圈养场”也只能让孩子成为一个个被驯化了的看似温顺的“小绵羊”听话就是乖巧，顺从就是懂事，不应成为教育工作者宠爱有加和津津乐道的评优标尺。当把“好孩子”“优秀生”的标准定到这个调儿上，其实学校教育已经被扭曲成了一个找寻不到出口的铁道。当把这种天然的“小样成分”抹杀于所谓的成人规则时，孩子们的顽童时代就开始日渐缺乏创造，这个群落的个性原野就开始不断趋向荒芜。

⑸教育在“教”更在“育”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入新时代，面对这样一项需要有温度的事业，教的内容和方法需要与时俱进，而育的本质内涵却亘古不变。育是情怀的润泽，是对学生身心的呵护，经不起也容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值得警醒的是，任何学校，特别是实行寄宿制、军事化管理的学校，更该注意防止这种倾向，无论如何都不该把学生当成“圈养”的对象。

（光明网《光明日报》2018-05-18，作者，阎岩，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