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有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等职务。

(摘自“百度百科”)

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

(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难以逃避的选择

张天行

在一个小城，住着两位哲学家，一位是有神论者，另一位是无神论者。两个人都一直努力要说服城里的人，以增加自己的追随者。他们使城里的人常感到迷惑。有时候，一个人会听其中一个哲学家讲话变成有神论者；然而又可能会被另一个说服而相信无神论者。——城市的很多人都对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些厌烦了，全城的人都被搞得很混乱。

人们想要过安稳平静的生活，很多人对有神论和无神论并不十分关心。于是有人提议：“让他们两个人去辩论，不管谁赢，我们就跟着他，跟随胜利者总是稳妥的。”

在明澈的月光下，两位哲学家开始辩论。他们都有非常专业的逻辑修养，攻防是一流的，你来我往，辩论越来越激烈，听的人们一时难定输赢。

第二天早上，整个城市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原来他们互相说服了对方！那个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而有神论者变成无神论者！

结果有些出人意外，但我们还可以试着同情地理解，两位哲学家通过辩论，看到想到了问题新的方面，有了新的认识，从而转变立场——只要是真诚的，这应是容许的。也是异常果敢的举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哲学的根本问题本来就不像黑白的判断那么简单，当然更不是那么容易统一的。两位的主场换位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

哲学家冯友兰曾云：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一定重视论证证据，其结论是“走进去”的；普通百姓的哲学观念仿佛是“跳进去”的。这话不可绝对化，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人生体认支撑，与哲学家宗教家倡导的观念，也会有成隐成显的互动。

宇宙、人类从哪里来，又走向哪里？人生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何在？人如何从有限走向无限？心灵精神是不断向上追求还是安于世俗红尘？什么社会体制有助于发挥人的潜能并通向和谐……这些问题仍或强或弱地撞击人的心灵。当今世界上，宗教家、哲学家们仍以各种形式到处游说……不言而喻，观念分歧还是巨大的，人们仍会在困惑中。

困惑不仅来自哲学家已有的不同理论，更源于人们自己对某种观念指导下展开的现实生活的体验观察。在人生的行进中，人们选择、可能放弃、再选择……类似的事在生活中上演着。有时回看他们有过的选择，差异之巨大，也不亚于两位哲学家的立场换位呢！是什么让人们说服内心，作出巨大的改变？这是不能简单回答的。

我们的依赖心是如此之重，许多事想着最好由其他人决定，我们只要循着方向前行就好了。也许，有些事这样也无不可，但要知道，涉及人生社会特别是内心信仰的大问题，过分信赖名人，搬弄经典，终究是替人数宝。明心见性还是自己修证的好，那才是属于自己的真实受用。

不可否认，困惑、内心的挣扎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让我们沉下心来，直面自己的心灵，循着良知的指引，自己选择，勇于承担，走出一条或不是坦途却沐浴人性光辉的路，从而推动社会汇入人类文明的大潮，奔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