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山

我天生喜欢山,却没去过几座名山。面对长白山的时候,我既想走进它,又怕走进它。想走进它,是因为它是我心灵的图腾;怕走进它,是因为深深的敬畏。

雨在这里格外密集。我已在白山市听它喧嚣了三天,每天打着伞在大街上乱走。那个城市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座专门卖山货的大厦,里面有长白山的蘑菇、蕨菜、榛子、雉鸡、熊胆、人参,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山珍。我有半天时间待在那里,它包罗万象,像把长白山撕碎了,一块一块、一丝一缕地摆放在商贩的柜台上。我闻到了长白山浓郁的体香。

大雨骤停,我们开始上山。从长白山西麓的入口,走进长白山最原始的那一部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原始森林。它是树编织的自然之初的混沌状态,以古老和沉默,制造出一种令人眩惑的悲剧氛围。我看见,每一棵树的面孔,都沧桑欲语。每一棵树的身上,都长满了苔藓,披挂着如网的荆藤,却将岁月的负荷一轮一轮盘旋在心里。有的死去了仍英雄般地站着,枝已枯黄了还是那么美。它们是为原始森林做最后的支撑,为活着的树分担霜和雨。

车子在旷古的寂静中盘旋着上升。山的神秘愈加浓重,氤氲如梦,迷茫若仙。一位画家朋友告诉过我,在长白山,海拔不同树也不同,背包里的油彩不够用。我以为他是艺术家的夸张。但当我的脚、我的目光真正抵达这里,才知长白山隐藏了一幅从温带到极地几千公里长的巨大画卷,在这个倒悬的画面里,自下而上呈现出如四季一样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如同艺术大师的杰作,长白山是如此美丽。

然而,凝望长白山山顶的时候,所有人都仿佛被魔或仙引领到一个不可知的所在。目光所及,多是无遮无拦的旷野秃丘。长白山并不是一路都有树,原始的长白山到了高处,已如一只被摘净了毛的公鸡,只剩下一个英俊而孤独的冠了。记得在来的路上,曾看见一大片刚刚倒塌的原始森林。既然数百年的生长能被一场飓风毁于一旦,人类只能眼看着它们一点一点枯朽腐烂,那么,长白山山顶这最后的雄冠,也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化为乌有。树的生命是脆弱的,森林并不是海拔多高都可以茂盛地张扬。山下的树因为亲近人类,而被弑杀了。长白山是如此单薄,那一瞬间,我曾在心里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惶悚。

车子向下,在山腰树最茂密的地方停下,我大声地喊:“东北虎你好!熊瞎子你好!”但是没有回应。这是原始森林,但这里太安静了!我特别想与最凶猛的动物相遇,我觉得如果这时候从森林里走出一只野兽,不管它是什么,我都会感到亲切。然而,我只惊动了一只小松鼠,它机警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眨眼之间就不见了。

我禁不住想,除了土著的猎人,谁最早走进了长白山?是伐木者,还是采参人?我像是在追究一种责任。这其实并不重要,自然混沌,人也混沌,无论谁先走进长白山,都不会空着手。走进来的人,只有到长白山衰败枯竭的那一天才会住手,才会跪下来为哺育过自己的大山祈祷。建立清廷的爱新觉罗氏,当他们走出山林走进中原时,竟连回去的路径都模糊了。而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却在长白山下宣布退位。大山之子,并没有走出多远。

如今,长白山不但在中国是最后的山,在世界也是,它是欧亚大陆北半部山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今日长白山的一只鸟,或者一片树叶,都变成人类共有的了,不许哪个人随意拿走。这一切,都因为失去的太多了,才想起严守。然而整个长白山都稀疏了,只有这一小块葱茏,人类真的能守住它吗?

回来的路上,经过梯子河和锦江大峡谷。梯子河是一道欲裂未裂的山缝,下面有哗哗的水鸣声。锦江大峡谷则是将大山打开了,看起来像一句灰色的预言。我想它们能知道下一次火山爆发将会在什么时候,知道人类还能享受多久的宁静。它们会告诉你,原始的绿色已所剩不多,长白山随时都可能从休眠中醒来,如果扰了它的梦,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自始至终,我都是惶恐的。总感觉长白山在动,甚至将要裂开。

(原文有删改)

中国杂技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崔亚娟

杂技虽然并不是仅限于国内的艺术表演形式，但中国杂技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中国杂技艺术是当代人的重要使命。

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包括杂技艺术在内的文化艺术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当代杂技艺术应当始终坚持创新的创作方向，从传统文化、姊妹艺术中汲取、吸收有益元素，借助现代媒体技术手段，在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在细节上精雕细琢，在内涵上提升品质，实现杂技艺术的创新发展。

继承是创新的源泉。在悠久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杂技艺术形成了很多独特而宝贵的技术、技巧与特色。应当始终坚持“去芜存菁、去糟取精”的艺术原则，对传统杂技艺术中的精华加以继承与发扬，使之成为当代杂技艺术中的“内核”和主体构成，使传统杂技的技巧、原则、规律在当代杂技艺术中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当代杂技应当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成分，这样才能有持续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后劲。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杂技中的精华部分，如传统杂技中的蹬技、顶技、手技、车技等技巧以及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可以将这些巧妙地融入到当代杂技艺术表演之中，形成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可以从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寻找杂技艺术创作的灵感，如将一些传统故事引入到杂技表演中，提升杂技创作的文化品质。

杂技艺术本身就是一项融汇了多类型艺术特色的艺术形式，融合是创新的重要途径。任何一项艺术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存在的，杂技艺术与音乐、戏剧、舞蹈、武术等姊妹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杂技艺术应当充分发挥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艺术特质，从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成分，使之为己所用，成为自己的艺术特色与亮点，吸收和借鉴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艺术元素，最终实现当代杂技艺术的创新发展。

在杂技艺术事业中，可以设置一个个的发展目标作为艺术创新的努力方向，并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通过有效的创新手段来不断地实现这些目标。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当代杂技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便利的艺术手段。要充分发挥现代媒体技术的优势，借助绚丽的灯光、多变的音乐、精良的设施设备，实现杂技艺术的艺术突破，创造出更加绚丽精彩的艺术效果，为广大群众提供更高的艺术享受。

材料一：

从1956年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和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选自人民网）

材料二：

6月7日，由科大讯飞牵头的863国家高考答题机器人项目内的AI-MATHS高考机器人在成都参加了2017年高考数学的测试，在掐断题库、断网、无人干涉的情况下通过综合逻辑推理平台来进行解题。分别用时22分钟和10分钟答完2份高考数学试卷，分别获得了105分和100分的成绩（满分150分）。考试结果显示：机器人在不依赖大数据的前提下，逻辑分析能力远超人类，但在文意理解、多样性思维上要比人类逊色得多。

近年来，国际科技巨头纷纷“发力”人工智能领域，国外以微软、谷歌等为首的巨头们已经抢先一步，国内科大讯飞、百度、阿里、腾讯等公司也紧跟步伐。

“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在全球的话语权。”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

（《人工智能改变世界》，选自《安徽日报》）

材料三：

材料四：

日本人工智能学会在2014年成立了“伦理委员会”，探讨人工智能与社会伦理观的联系。委员会认为，如果人工智能朝着与人类能力互补的目标发展，就不用担心人工智能变成“人造烦恼”，“我们不应该致力于发明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这样就能绕过人工智能“是机器还是人”这样的伦理难题。

汉斯·乌斯克莱特对本报记者强调说，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与人类互补，增强人类的能力。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创造力和目标，而机器只关注如何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要让人工智能避免犯下道德层面的错误，关键在于人类自己。

（《用好人工智能，关键还在人类自身》，选自《人民日报》）

①蔡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这句话并不是泛说，这是我从和他直接接触的感受中所得的结论。

②我于1915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1917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③1918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④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节选自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