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书艺人

老舍

宝庆的心情十分震动，一个抗日团体给他来了信，要他的班子为抗战做点事情。

当琴珠问起他们肯出多少钱时，他大吃一惊。他知道人家连车马费都不会给的。琴珠一听，直摇头：“不干！”

“我来付车马费，”宝庆没辙了。琴珠笑得前仰后合，半天才憋出话来:“您钱多，您有钱……我们穷人得挣钱吃饭。”

宝庆让她笑去，回到旅馆，自己排练。

他顺口哼了一两段，都不合适。平日里唱的多是些谈情说爱的词儿，就是那些忠君报国的，也不是味。

在屋子旮旯里睡着了的窝囊废，让宝庆给吵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揉着眼，“干吗不睡呀，兄弟？”宝庆说，他要准备一段词，鼓动大家抗日的心动。

窝囊废又躺下了。宝庆还在拨琴，心里琢磨着词儿。他先念上一句，然后用一只手在琴上弹几下，和着唱唱。有些字实在念不上来，就连蒙带唬，找个合辙押韵的词补上。每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就直乐:“嗬！有了！”

“唱什么呢？”窝囊废问。

“《抗金兵》！表一表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事，”宝庆答道，“就是有些地方不好办。”

窝囊废又坐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地说，“你为难的是不识几个字。”他下了床，“来，我来念给你听。你知道我有学问。”

宝庆奇怪了，看着他。“您认那俩字也不比我多呀！”

窝囊废受了委屈。“怎么不比你多？用得着的字我都认识。好好听着，我来念。”

兄弟俩哼起鼓词来了。窝囊废念一句，宝庆念—句，哥儿俩都很高兴。很快就练熟了一个段子。窗纸发白的时候，窝囊废主张睡觉，宝庆同意了，可是他睡不着。他又想起了一件揪心的事。琴珠要是不干，那小刘也就不会来弹弦子了。大哥虽是弹得一手好弦子，但从不肯干这一行，他看不起唱大鼓这一门贱业，宁可什么也不干，赖在家里靠兄弟吃饭。

“大哥，”他试着问：“您给弹弹弦子怎么样？”

“我？”窝囊废应着，“我——图什么呢？”

“为了爱国，也给自个儿增光，”宝庆说得很快，“咱们的名字会用大黑体字登在报上。明白吗？会管咱们叫‘先生’。方宝庆先生，方宝森先生。您准保喜欢。”

没人答碴，只听得一阵鼾声。

第二天上午，宝庆醒来一看，那把一向放在屋角里的三弦不见了。他跳下了床。没了这个宝贝，可就算玩完了！他一抬头，看见窝囊废的床空了。

他急忙往小河边跑，一下子就找到了窝囊废，他正坐在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上，拔拉着琴弦。宝庆如释重负地笑了。

重庆来的公共汽车司机，捎来了报纸。宝庆看着剧目广告,得意的心直跳。他、他哥哥的名字都在上面。用的是黑体的大字，先生的尊称。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大喊大叫地把报纸拿给窝囊废看。

彩排那天，他们早早地就起来了，穿上最好的衣服。窝囊废刮了胡子。他难得刮胡子，这回不但到了，而且刮得非常认真仔细，一根胡子也没漏网。末了，他把髯角和脑后的头发也修了修。他穿了件深蓝的大掛，正好跟兄弟的灰大褂相配。为了显得利落，他用长长的宽黑绸带把裤脚扎了起来。

中午时分，他们进了城。宝庆打算好好请大哥吃上一顿，报答大哥成全他的一番美意。但轰炸后的重庆那么荒凉，劫后余烬的景象，倒了他们的胃口。有些烧毁的房子已经重建起夹了_n有些还是黑糊糊的一堆破烂，有的孤零零地只剩了一堵墙，人们用茅草靠着这堵墙搭起了小棚棚，继续干他们的营生。满眼令人心酸的战争创伤，一堆堆发黑的断砖残瓦。宝庆觉着眼前是一具巨大的尸体，疮痍密布。他一个劲地打颤。

到了戏院，一见方家兄弟，大家都迎了上来。所有的青年男女，都管宝庆叫“先生”，他非常得意。这跟唱堂会太不一样了，人家那是把他们当下人使唤。

幕前摆好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支着一面鼓。方家兄弟郑重其事地走上台。宝庆清了清嗓子，全场鸦雀无声。他于是开口，声音高亢，表情细腻，吐字行腔，精雕细琢。梁红玉以一弱女子，不惧强敌，不畏艰险，在长江之上，迎着汹涌波涛，擂鼓助战。说书人凭一面鼓，一张琴演得出神入化。只听得风萧萧,水滔滔，隆隆鼓声震撼着将士们的爱国心弦，霎时间，万马奔腾，杀声震天……

三弦的最后余音也消失了。场里一片肃穆，气氛兴奋又紧张。听众屏息凝神，像中了魔，末了，突然爆发出掌声。

宝庆大大方方地抓住窝囊废的手，举了起来。他鞠了一躬，窝囊废也挺不自然地鞠了一躬。听众一片叫好声。宝庆庄重地拿起三弦，走下了台——这是对他大哥，优秀琴师的一番敬意。

后台，全体演员围住了宝庆和窝囊废。拍他们的背，跟他们拉手。年青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宝庆激动得说不出话。吵吵嚷嚷的年青人围了上来,他立着，眼泪顺着肥帮子往下流。

(有删改）

五九

老舍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