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了职场就一切归零,学历什么都是浮云,你的工作经历、能力、情商,比你的学历重要多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对的。但前提是,进入职场后,而且是一个好的职场。可以说在接近100%的情况下,学历低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进入同一个职场,因为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就被淘汰了。

那些鼓吹经历比学历更重要的大企业,他们所谓的“经历比学历更重要”,是在进入他们的单位后。进入单位前,他们对学历的选择比谁都严苛。不信的话,你只要上985高校和三流院校的学生就业网站上看一下就知道了,到985高校招人的,都是各种高大上的国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或者看看每年国家电网、人民日报、央视这些单位公示的录用名单,看看这些被拟录用的人的学校,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几乎清一色都是985高校,而且频率最高的还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

(摘编自人民日报《学历不重要吗?高学历能否带来高工资?》)

材料二: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最高的行业TOP10

材料三:

“做研究工作,主要靠成果说话,并不只看学历有多高。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才有意义。”不过在工作中庞浩也看到了自己在发展前景上的学历短板,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很多专利的研究需要更深厚的理论基础。

如今我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已超过60万人,20年间,研究生扩招疯涨了11倍,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研究生如此扩招,研究生就业势必遭遇“高学历泛滥”困境,造成很多岗位的学历要求超过岗位本身的需求。研究生数量的增加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使得买方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而买方市场的优势又加大了用人单位挑选的余地,使得追求高学历成为一种风气。

(摘编自中国民生网《学历提升了,就业收入是否有增加?》)

材料四:

就群体来看,“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仍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包括,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也包括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要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

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中既然设置了这么多的专业,定然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都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且,就整体就业率情况来看,所有的专业就业率都超过了86%。而且,半年之后所有的专业的就业率都超过了91.8%。这意味着,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一心向上,态度积极,都会在茫茫社会与复杂的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将目光放长远,很难说未来什么样的专业能吃香。当今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商品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一些看似强大无比、能吃一辈子的专业,很可能因为技术的创新而倏然落伍。正如诺基亚、雅虎、柯达等巨无霸的倒塌,许多专业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失去社会土壤。大学所学的专业,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都基本不会是吃一辈子的饭碗。

十年之后,谁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能消灭哪些专业和工作。此语境下,能否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自生能力,才是让每一位个体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本领。

(摘编自中国网《在“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寻找人生方向》)

向日葵

冯亦代

①看到外国报刊登载了久已不见的梵·高名画《向日葵》，以3900万美元的高价，在伦敦拍卖成交，特别是又一次看到原画的照片，心中怏怏若有所失者久之；因为这是一幅我所钟爱的画。当然我永远不会有可以收藏这幅画的家财，但这也禁不住我对它的喜欢。如今归为私人所有，总有种今后不复再能为人们欣赏的遗憾。我虽无缘亲见此画，但我觉得名画犹若美人，美人而有所属，不免是件憾事。

②记得自己也曾经有过这幅同名而布局略异的复制品，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的。有天在陕西南路街头散步，在一家白俄经营的小书店橱窗里看到陈列着这幅梵·高名画的复制品。梵·高是19世纪以来对现代绘画形成颇有影响的大师，我不懂画，但我喜欢他的强烈色调，明亮的画幅上带着些淡淡的□□和□□感。当下我花了四分之一的月薪，买下了这幅梵·高的精致复制品。

③我特别喜欢那幅《向日葵》，朵朵黄花有如明亮的珍珠，耀人眼目，但孤零零插在花瓶里，配着黄色的背景，给人的是种凄凉的感觉，似乎是盛宴散后，灯烛未灭的那种空荡荡的光景，令人为之心沉。我原是爱看向日葵的，每天清晨看它们缓缓转向阳光，洒着露珠，是那样的楚楚可怜亦复可爱。如今得了这幅画便把它装上镜框，挂在寓所餐室里。向日葵衬在一片明亮亮的黄色阳光里，挂在漆成墨绿色的墙壁上，宛如婷婷伫立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特别怡目，但又显得孤清。每天我就这样坐在这幅画的对面，看到了欢欣，也尝至寂寞。以后我读了欧文·斯通的《生活的渴望》，是关于梵·高短暂一生的传记。他只活了37岁，半生在探索色彩的颠狂中生活，最后自杀了。他不善谋生，但在艺术上却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虽然到死后很久，才为人们所承认。我读了这本书，为他执著的生涯所感动，因此更宝贵他那画得含蓄多姿的《向日葵》。我似乎懂得了他的画为什么一半欢欣、一半寂寞的道理。

④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我想起了深绿色的那面墙，它一时掩没了这一片耀眼的金黄；我曾努力驱散那随着我身影的孤寂，在作无望的挣扎。以后星移斗转，慢慢这一片金黄，在我的记忆里也不自觉地淡漠起来，逐渐疏远得几乎被遗忘了。

⑤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的《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3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如今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里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到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⑥梵·高的《向日葵》已经卖入富人家，可那幅复制品，却永远陪伴着我的记忆；难免想起作画者对生活的疯狂渴望。人的一生尽管有许多波涛起伏，对生活的热爱却难以泯灭。阳光的金色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原是梵·高的《向日葵》说出了我未能一表的心思。

20世纪以来，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城，心态史学将人的精神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角。但在受访学者看来，不可忽视的是，在肯定心态史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心态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误区。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传统史学的局限，从以往对经济、政治等的研究扩展到历史上人的精神生活，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毫无疑问，心态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彭卫告诉记者，心态史研究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融合的产物，心态史聚焦历史上各类人物、群体的欲望、价值现念、精神活动，关注这些因素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增强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

在受访学者看来。在肯定心态史学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心态史学所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误区。

在彭卫看来，心态史研究存在先天性困难，心态史研究中对古人的心理分析实际上是回溯法，即以寻因法。在历史进程中，人的心理因素与非心理因素往往交织在—起，心理分析方法实际上有一定的风险，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立红看来，心态史研究获得发展后也暗藏着使历史研究走向碎片化和片面化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的复兴也恰恰证明，心态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在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全有看来，心态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其一是理论根据匮乏与研究方法单一。很多研究成果只是史料的堆积与平铺直叙,缺乏比较与综合,学科理论的运用问题上更是捉襟见肘。其二是研究状况不平衡。以近代中国心态史为例,存在着研究区域、内容、时段不平衡现象,甚至存在“研究空档”。

心态史研究应该如何拓展与深化?“研究历史上人们的心态要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必须严谨。”在彭卫看来,心态史研究,首先,必须遵循严谨和揭示历史真相的一般要求；其次,要借鉴心理学研究的理念、方法去探索研究以往传统史学中不太重视的心态问题,从一个方面探索一定时代的基本精神面貌。苏全有对此表示认同。他说,要注意跨学科理论综合运用问题,研究心态史可借鉴运用人类学、计学、社会学等理论。此外,他还认为,研究史朴需要进一步发据与剖析,新兴的心态史领域的现成史杵微乎其微,并非此领域缺乏史料,只是缺乏细致入微的搜集与整理。史料中除了卷帙浩繁的正史外,志书、笔记、家语、档案,甚至小说、戏曲、文物等无不透露着心态史的信息,亟待加强搜集整理。

（摘编自张杰《心态史:探索心态观念的历史变迁》）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插云霄。2017年5月5日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我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飞机C919成功首飞。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中，87岁的程不时是特意来见证这一时刻的。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47个春秋。作为运十飞机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则亲历了这一梦想步履蹒跚的曲折历程，也因此透彻地理解这一梦想的现实意义。

程不时：外国人曾经说中国，你中国是一只鹰，但是给你没有翅膀，你没有这种大的民用机。

1951年，程不时从清华大学毕业，从事了他的航天事业。后来，他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计师。之后，我国的一些机种，也是在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师时完成研制与定型工作的。

1970年8月，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开始研制运十大飞机，当时只有41岁的程不时担任副总设计师。

在运十之前，中国设计的只是10吨量级乘坐一两个人的小型飞机，而运十设定的技术指标是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到120名。摆在程不时和研发团队面前的，不仅有技术难点，还有现代企业管理上的盲区。当时，甚至连正式办公的地方都没有的艰苦环境中，程不时他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

1980年9月26日，经过十年的研制，运十开始了首次试飞。

数据记录，运十起飞重量110吨，最大速度超过0.8马赫，实用升限12000米，最大航程超过8000千米。从1980年9月的首次试飞，到1984年，运十一共飞行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同时运十还是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并往返七次向拉萨运送救灾物资。虽然在飞行中，运十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在七次飞抵拉萨这个短暂的辉煌之后，运十的试飞因后续资金戛然而止。

程不时：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就是中国哪怕是简陋的条件，可以慢慢丰富起来，另外一条思路，是中国发展航空必须要有拐杖，拐杖指要外国人来辅佐，没有拐杖不行，这就是他们的话。

2007年3月，中国重启大飞机项目，并在第二年成立专门的商业飞机设计公司，程不时担任专家组成员，与大飞机之缘得以重续。47年，改变了程不时的容颜，但没改变他那份航空报国的情怀。

程不时：这是很大的历史转折，它不是一架飞机的试飞的问题，而是民族转了一个大弯以后，回到康庄大道上来，继续向前走将是一大片新的形势。

中国商飞美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叶伟在洛杉矶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C919机身线条流畅，机体从设计、计算、试验、制造等均为中国自主进行。飞机设计研制中有多项重大技术突破，如超临界机翼、新材料应用等。叶伟指出，有人说，这款大飞机中国主要是造了个壳子，这是一种误解。总体集成正是大飞机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作为航空制造业的一大难点，集成技术的突破正是中国航空制造业取得巨大进步的标志。

C919也堪称全球合作的典范。其发动机、航电、飞控系统等来自多个欧美合资或独资公司，供应商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等，可谓遍布全球。叶伟说，从这一角度看，为各国供应商创造价值、为全球人民创造福祉的C919，正承载着全世界的骄傲和希望。

（摘自南方网《C919中国只‚造了个壳子‛？中国商飞这样回应》2017年5月6日）

新华社5月8日新媒体专电据统计，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客机，5月5日成功首次试飞后，截至目前，其市场订单已达到570架。根据预测，未来20年仅国内航空运输市场就需要干线客机5952架，价值近9000亿元，C919大型客机发展前景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