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楼和得意楼

汪曾祺

①竺家巷是一条不很长，也不宽的巷子，巷口就有两家茶馆。一家叫如意楼，一家叫得意楼。

②如意楼的生意很好。一大清早，小徒弟就把铺板卸了，把两口炉灶升起来，——一口烧开水，一口蒸包子，巷口就弥漫了带硫磺味道的煤烟。一个师傅剁馅。茶馆里剁馅都是在一个高齐人胸的粗大的木墩上剁。师傅站在一个方木块上，两手各执一把厚背的大刀，抡起胳膊，乒乒乓乓地剁。一个师傅就一张方桌边切干丝。另外三个师傅揉面。包子皮有没有咬劲，全在揉。他们都很紧张，很专注，很卖力气。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③如意楼的胡二老板有三十五六了。他是个矮胖子，生得五短，但是很精神。双眼皮，大眼睛，满面红光，一头乌黑的短头发。他是个很勤勉的人。每天早起，店门才开，他即到店。各处巡视，尝尝肉馅咸淡，切开揉好的面，看看蜂窝眼的大小。我们那里包包子的面不能发得太大，不像北方的包子，过于喧腾，得发得只起小孔，谓之“小酵面”。这样才筋道，而且不会把汤汁渗进包子皮。然后，切下一小块面，在烧红的火叉上烙一烙，闻闻面香，看兑碱兑得合适不合适。其实师傅们调馅兑碱都已很有经验，准保咸淡适中，酸碱合度，不会有差。但是胡老二还是每天要视验一下，方才放心。然后，就坐下来和师傅们一同擀皮子、刮馅儿、包包子、烧麦、蒸饺……茶馆的案子都是比较矮的，他一坐下，就好像短了半截。如意楼做点心的有三个人，连胡老二自己，四个。胡二老板坐在靠外的一张矮板凳上，为的是有熟客来时，好欠起屁股来打个招呼：“您来啦！您请楼上坐！”客人点点头，就一步一步登上了楼梯。

④胡老二在东街不算是财主，他自己总是很谦虚地说他的买卖本小利微，经不起风雨。他和开布店的、开药店的、开酱园的、开南货店的、开棉席店的……自然不能相比。他既是财东，又是要手艺的。他穿短衣时多，很少有穿了长衫，摇着扇子从街上走的时候。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手里很足实，这些年正走旺字。屋里有金银，外面有戥秤。他一天卖了多少笼包子，下多少本，看多少利，本街的人是算得出来的。“如意楼”这块招牌不大，但是很亮堂。招牌下面缀着一个红布条，迎风飘摆。

⑤相形之下，对面的得意楼就显得颇为暗淡。如意楼高朋满座，得意楼茶客不多。上得意楼的多是上城完粮的小乡绅、住在五湖居客栈的外地人，本街的茶客少。有些是上了如意楼楼上一看，没有空座，才改主意上对面的。其实两家卖的东西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爱上如意楼，不爱上得意楼。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⑥得意楼的老板吴老二有四十多了，是个细高条儿，疏眉细眼。他自己不会做点心的手艺，整天只是坐在帐桌边写账，——其实茶馆是没有多少账好写的。见有人来，必起身为礼：“楼上请！”然后扬声吆喝：“上来×位！”这是招呼楼上的跑堂的。他倒是穿长衫的。账桌上放着一包哈德门香烟，不时点火抽一根，蹙着眉头想心事。

⑦得意楼年年亏本，混不下去了。吴老二只好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他把原来做包点的师傅辞了，请了一个厨子，茶馆改酒馆。旧店新开，不换招牌，还叫做得意楼。开张三天，半卖半送。鸡鸭鱼肉，煎炒烹炸，面饭两便，气象一新。同街店铺送了大红对子，道喜兼来尝新的络绎不绝，颇为热闹。过了不到二十天，就又冷落下来了。门前的桌案上摆了几盘煎熟了的鱼，看样子都不怎么新鲜。灶上的铁钩上挂了两只鸡，颜色灰白。纱厨里的猪肝、腰子，全都瘪塌塌地摊在盘子里。吴老二脱去了长衫，穿了短袄，系了一条白布围裙，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他肩上搭了一条抹布，围裙的腰里别了一把筷子。——这不知是一种什么规矩，酒馆的跑堂的要把筷子别在腰里。这种规矩，别处似少见。他脚上有脚垫，又是“跺趾”——脚趾头摞着，走路不利索。他就这样一拐一拧地招呼座客。面色黄白，两眼无神，好像害了一种什么不易治疗的慢性病。

⑧得意楼酒馆看来又要开不下去。一街的人都预言，用不了多久，就会关张的。

⑨吴老二蹙着眉头想：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⑩他不知道，他的买卖开不好，原因就是他的精神萎靡。他老是这么拖拖沓沓，没精打采，吃茶吃饭的顾客，一看见他的呆滞的目光，就倒了胃口了。

⑪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

（选自《汪曾褀小说》有删改）

枕上诗书闲处好

孙守名

我抱着一摞书走下台阶，走出图书馆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熟识的学长。三两句寒暄后，他便指着刚与我擦肩而过的老者说，那位便是宋学大师刘乃昌先生。我颇为诧异，转过头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灰呢子大衣，鸭舌帽，还有不疾不徐的步履。

这大概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刘乃昌先生早已是颇有名气的学问大家，专攻两宋文学，尤致力于李清照、苏轼、辛弃疾的研究。只可惜，造化弄人，我竟没能亲耳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对于刘乃昌先生，我是只闻其名而未识其人。

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午后，我有些冒昧地轻轻地敲了三下门，然后双手交叉忐忑不安地立于楼梯旁，紧张兮兮地望着不断下楼行色匆匆的一些陌生老师。朋友筹划出一本有关中学诗文的课外读物，很想找一位全国知名诗词研究专家来写序文，自然就想到了先生。这样的事情最终落在我身上，义不容辞却又心中惶恐，担心先生会一口回绝。正当我大汗淋漓之时，门开处，温文尔雅的刘先生走了出来。先生将我让至家中，落座后，便仔细询问来访的缘由。待我语无伦次地讲明来意，先生竟满口答应，并约定一周为限。我转身告辞，温和的，满脸微笑着的刘先生一直将我送至楼下，才慢慢转身上楼。

再后来，似乎熟识了许多。一周后，将取来的序言以快件方式寄出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为这件事做得圆满而暗自庆幸。不料，第二天一大早，刘乃昌先生竟找到西联教室来，着急地告诉我需要更动的三处，其中一处竟是标点。我暗自吃惊，不禁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顺着文学发展脉络写过几篇人物散文，几次想动笔描绘一下那位“和羞走，却把青梅嗅”的才女李清照，但又踌躇再三，总是无法落笔。个中原因，似乎很多。脑海深处，还是怕看到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戚容，“凄凄惨惨”的眼神，如若不将心沉入无底的暗夜，沉入到巨大的国破家亡的苦痛中，要想靠近她，那是断然不可能的。于是我又翻捡出刘乃昌先生的研究文章，从中苦苦品味那位让有宋一代大放异彩的才女的人生轨迹。也许，我想，刘先生的笔下，这位有着悲剧命运的旷世女神比我写出来的还要鲜活。

刘乃昌先生离开曲园转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后，与我有过大概两次通信。其中一次是写毕业论文时，我先是选定了南宋词人辛弃疾，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感觉思路似有若无，断断续续，于是决定给刘先生写信。只是，刘先生的通信地址我是不清楚的，查阅了邮政编码后，冒昧写了封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信件，投入邮箱后，便苦苦等待起来。一周，两周，三周，再也等不得，只好转入现当代文学。待论文结构框架大致成形，先生的那封信却如雁般飞来，既惊喜，又苦涩，论文的事难以再向先生启齿，信也似乎不必再回。每每想到先生的鼓励之语，心里总是感到酸楚。

刘乃昌先生已然作古，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思之让人悲哽。先生一世，为人低调。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这位师承夏承焘的文学研究大家，对于名，对于利，如同浮云一般。他只知道研究、教学和笔耕不辍，即便是晚年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唯一的记忆还是宋词。

“谁把西风移画扇，淡了胭脂，冷了凝香腕”，宋词之美，美得让人心醉。重回青衫长袖、羽扇纶巾的古宋时代，思清新婉丽的晏几道，叹弱柳扶风的李清照，吟着哀愤的诗，听着古雅的曲，那是怎样的一种荡气回肠啊！无怪乎刘乃昌先生超凡脱俗，清古洒脱，那是他读透了宋词的精髓。

因编辑各类图书，自然会引用到刘先生一些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内心时常感到愧疚不已。总想当面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又怕打扰先生晚年的清修生活。先生驾鹤，令人痛心。感恩之情，时时萦怀。

想到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的一句词，“枕上诗书闲处好”，破其意而解之，先生正是将诗书学问做到“闲处”，做到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所以他成了一位令世人景仰的宋代文学研究泰斗。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格调

胡海

“格调”作为诗论术语，是要求诗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调”的审美含义决定的，后者是“格”的人格、道德含义决定的。这两个字起初是并举而非连用的，连用之后，有时也还分而论之。

皎然《诗式》中说谢灵运的诗“其格高，其调逸”。这里的“格”是就内容整体而言的，是谢灵运特立独行的人格转化成的精神境界；“调”不单指音调，是就形式整体而言的，指其音调和谐而自由，遣词造句纵心任情。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格”而不论“调”。如说郑谷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诗的境界。又说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诗人胸怀、境界赋予作品的总体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前三者大体对应于“格”，后二者则是对应“调”。严羽系统地探讨诗法、后世诗法及文法的基本问题大多不出此范围。宽泛意义上的格调论，包括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整体上效法古典还是重视新变的古今之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沧浪诗话》中都有所涉及，故而严羽被视为开后世格调论先河之人。

 “格”“调”在诗文评中的连用标志着格调论正式出现，但其含意不固定，有时偏于“格”的含义，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时偏于“调”的含义，是就形式而言的审美性。

因为“格”指诗歌体制，是观作品整体，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概括明代的格调论，“格”是诗歌体制、整体格局，是知觉层面的诗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价值；“调”则是听觉层面的音节声调，与视觉层面的诗体——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等相应，关乎情绪和感觉，不一定涉及意义。二者的结合，是形式美与或高远或深沉境界的一体，只是在具体的诗文评论中可能偏于某一方面的意义。

格调论除讨论诗歌的形式与境界外，还展开了两个具有一般性的文论问题。一是崇古还是创新；二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主情还是主理。

值得重视的是，当格调论涉及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与形式之争时，道德与审美、人格与文风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从孔子、刘勰到韩愈，都注重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要求文章传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时也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将人格与文章、艺术风格统一起来。沈德潜作为格调论的总结者，重诗教而崇尚温柔敦厚之风。他在《说诗晬语》中说，六朝发挥了秦汉乐府的形式美、音乐美，至唐诗格律工整，兴寄和诗教则有所缺失，他要求不仅学习唐诗的声律美，更要追溯古诗的思想境界。

现当代学者论及“格调”时，同样是将人格和文风统一起来。评说一个人、一部书，一件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之格调有无、高低，可能是道德评判，也可能是审美评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风范而言，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选自《文史知识·格调：人格与境界的天成》，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