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部分科学家对气候变暖论提出挑战，认为：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十多年未呈变暖趋势了，符合地球气候冷暖周期交替变化的规律，与人类活动关系不大。

但更多科学家认为：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总体存在变暖趋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该结论证据确凿。

研究显示，地球系统接受的太阳短波辐射的能量，有90%多进入了海洋。海水比大气的热容量大得多，上层海洋能量储存在增加，一定程度上消化了由于温室气体增加所吸收的热量。除此之外，太平洋年代际震荡（PDO）会使大气产生年代际波动。2000年以后，PDO转入了负相位，对气温上升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有科学家预计2030年到2035年PDO可能会转入正相位，届时，年代际增暖可能与温室气体增加一起向气候系统施加压力，气候变暖将变得更加猛烈。

另外，太阳的短波辐射在经过大气之后绝大部分可以到达地面，其中大部分又以长波辐射的形式返回太空。这就可以解释，从地面到对流层，温度越往上越低。因为，加热大气的能量实际来自地表。然而，通过计算得出，到达地面的热量与真正反射后从大气顶部排出的热量并不相等。事实上，截留的长波辐射是被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和水汽）吸收了。随着温室气体的增加，从大气顶部排出的热量减少，温室效应就加强了，并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因此呈增长趋势。

近年来，西欧、北美、日本以及我国东北部地区冬季多次发生极端暴风雪天气，这些异常天气与北极地区和全球变暖有密切联系。用大气环流的变异理论来解释，正常情况下，北极是寒冷的，而中纬度地区则相对温暖，南北存在温差。这个温差的存在，使得西风急流得以维持，而大气的波动会沿着西风急流传递。由于北极变暖非常强烈，温差变小，西风急流也变弱，大气环流南北向运动加大了，冷空气就会更容易自北向南爆发，导致这些地区冷空气异常强烈，出现暴风雪天气。

此外，根据定量统计，全球陆地和海洋冰川、格陵兰岛的陆地冰原的冰量减少，都是与全球变暖密切相关。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来自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在对海平面变化的基线数据重新进行校正后发现，在过去20年中海平面上升加速的情况可能比之前预想的更加严重。这既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有力证据，也是气候变暖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直接后果。

（取材于中国科学报《全球气候变暖遭“误解”？》）

材料二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打破了地球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碳循环自然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研究表明，如果温度升高超过2℃，人类就会对全球气候失去控制。

全球气候合作治理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利益相关主体如何协同有效参与，一直制约着治理进程和实效。每一个主权国家既要承担国际减排义务，又要维护本国发展利益，并受到国内法律、政策的制约。基于本国经济发展需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型成本考量，多数国家不减反增，呈现出“吉登斯悖论”现象。另外，全球气候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减排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但就技术扩散与转移实效来看，发达国家虽然就技术转让做了大量决定与承诺，但口惠多而实际支持不至。

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担当、积极作为。

一是强化合作治理共识。全球气候合作治理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在近200个国家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定》。确定了各方应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为基础，将世界大部分国家纳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同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

二是创新合作治理模式。《巴黎协定》打破了以往不愿减排的行动逻辑，在既定规则前提下，提出了“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减排机制，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减排承诺，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机制有效避免了部分发达国家拒绝执行议定减排目标的情况；制定了“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rachet）机制，不断增加减排量的行动目标，每5年上调一次；建立了从2023年开始每5年对各国行动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估机制，盘点减排进展与长期减排目标的差距。这些治理模式的创新必将加速全球气候合作治理进程。

三是量化合作治理内容。全球气候治理重心将从宏观机制转向具体的低碳行动和政策。《巴黎协定》一致同意本世纪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于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设定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的筹资目标。这样到本世纪末，全球气候治理在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协作下，将取得一定成效。

（取材于李代明的《优化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材料三

海岛陆沉，这绝非是耸人听闻。国际气候变化专家组的一份科研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海平面已上升了10到25厘米。斐济以北的图瓦卢正因此忐忑不安，束手无策地等待着沉沦的命运。

像图瓦卢这样面临海水威胁的岛国绝不止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岛国和濒海国家，他们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希望能够通过某些手段防范或是应对这一悄然逼近的威胁。因为近年来，正是气候变暖、海面上涨的现实，让这些汪洋中的弹丸之地饱受了海水侵城略地之苦。

仍以图瓦卢为例，虽然海水上涨速度极慢，但由于地势太低，此间居民仍能切身感受到海水对家园的滋漫侵犯。这些由珊瑚礁形成的海岛近20年来已被海水侵蚀得千疮百孔，海水通过这些孔隙侵蚀上来，使土壤加速盐碱化，粮食和蔬菜现已很难正常生长。此外，因海水升温，环岛珊瑚也会萎缩死亡，从而使海岛失去一道天然防波屏障，风暴海潮一旦袭来，势将凶猛无阻地长驱直入，给岛民造成惨重的损失。

图瓦卢并非惟一一个面临被海水吞没的厄运的国家，其他低地岛国，如基里巴斯、库克群岛、瑙鲁和西萨摩亚等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西萨摩亚的居民说，他们已明显地感到海岸正在向他们的家门悄悄逼近。国际气候变化专家组的这份报告证实说，海岸正以每年半米的速度向后退缩，大约已持续了90年之久。人们预测，未来40年内南太平洋海面会再上涨20厘米，到时8万多基里巴斯居民将丧失家园。而在马绍尔群岛的一些地段，上侵的海水已将原本长在岸边的椰子树下的土壤掏空，树干抱着那几乎已全裸的球形根部“站”在海水里，摇摇欲坠。

图瓦卢可能是第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而要被迫撤离家园的国家，更加不幸的是，它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么，下一个会轮到谁呢？

（取材于网络）

宜居，重在环境保护，它虽然也是环境美学肯定的，却又是环境保护学、环境生态学所共同的，并不是环境美学的特殊性所在。利居，重在环境开发，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明显地在利用环境，而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人与环境命运相共，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情感性，宜居，重在生态，利居，重在功利，只有乐居，才重在情感，而众所周知，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因素，是人之为人之根本。文化性，说明乐居是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的，它建立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的基础上，而且它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在某种意义上，乐居这一概念是与幸福概念相通的，而且它就是幸福的代名词。环境美学将乐居作为环境美的最高功能，实际上它成为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

人性化，或者说以人为本，在环境建设上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就要落实在乐居这一层面上。宜居、利居，均也是以人为本的，但不是最高层面，因为在宜居和利居的层面上，人性没有充分地肯定，只有到达乐居层面，人性才获得充分地肯定。人在环境方面的全面需要才得以满足。

从以人为本的维度来看环境建设，山水园林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是最能满足人性的，而且也是最能令人乐居的。

山水园林城市，首先是是自然较一般城市多，它有山，有水，能充分满足人对自然的需要，人本来自自然，然当人们为了功利的需要，涌进城市以后，这城市为了满足人对功利的贪欲，不得不削山填水，城市是原有的青山没有了，碧水没有了，有的只是成片的钢筋水泥森林。生活这样的森林里，人的内心是极度恐慌的。山水园林城市，将已经被人们赶出的自然请了回来，这就满足了人的亲和自然的本性。山水园林城市虽然自然山水多，但是它并不缺少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山水园林城市中的山水不是原生态的山水，而是按照艺术原则，加工过建设过的山水。由于山水园林城市全面满足人对自然、对文明的需求，因此，它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生活场所，是乐居的首选之地。

（选自《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