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与蒲公英

永新人

①春节前大弟回了一趟老家。一个族弟的小孩结婚，找到了他，他回去随礼，顺便喝杯喜酒。

②说是族弟，其实早在五服之外了，因为我家自曾祖至父亲一辈都是单传。在这个村上没有血缘亲近的人了，远房的邻居也就当族亲来往。

③大弟回来说，我家的老房子不行了，长期没人住，年久失修，还多处漏雨，怕是要坍塌了。说着说着，大弟脸色凝重，神情戚然。

④我又何尝不是。这栋两层二十间大瓦房，是父母带着几个姐姐像燕子垒窝一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用双手垒起来的。这当中他们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只有星星知道，月亮知道。

⑤记得那时候，我只有十岁左右，早上起来，经常见不到大人。他们天没亮就走了，去五十里开外的深山扛木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多半已经睡了，只依稀听到卸下木头的咣当声，然后就是他们像牛一样饮水的咕噜声。

⑥房子建成了，没几年我们姐弟也长大了，一个个像小鸟一样飞走了，只留下年迈的父母守着这偌大的房子。长期繁重的劳作损坏了他们的健康。父亲老了之后经常腰痛，母亲的一个大关节变了形，最后几年无法正常行走。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老屋。两位老人，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叹息着说早知道建这个房子没人住，就不吃这个苦了。父母离世之后，这房子就真的没人住了，空了。这是父辈用血汗换来的一个家，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她。我们兄弟商量着继续请人维修，请人看护。

⑦大弟说，到我们这一辈，房子还在，我们走了，房子可能也就没了。

⑧他说得很凄然。

⑨岁月无情，会将一切带走，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⑩我想起小时候经常拔猪草的一个地方，就在我们村庄后山的背面。早年这里也是一个村庄，叫老背村，有几十户人家。母亲说，在我们出生前的几年，这个村子的最后一位老人死了，整个村庄就没人了。房屋坍塌之后，宅基地陆续被我们村庄的人开垦出来，成了肥沃的菜地。我们在菜地里拔猪草的时候，还经常可以捡到一些钱币、瓷片什么的。而倒塌房屋的墙基，还都规规矩矩地围着，似乎在证明着这里曾经有人生活过。破败的墙基边上，到处是蒲公英花絮，飘飘洒洒。夕照的余晖里，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花絮一路追逐着，渐渐离了这宅基地，越飞越远。

⑪小时候懵懂，不知沧海桑田的无情，只是看到那些黑乎乎的墙砖有些害怕，不敢一个人到那个地方去。只远远看着，蒲公英花絮如毛茸茸的薄云的碎片，在墙基边，在菜地里，散散漫漫，飞向不知哪里的远方。后来长大了，离开了那个山村，加入到滚滚红尘当中，就再没想起过这个消失了的村庄。今日兄弟俩说到自家房子不可避免地败落，我不由心生悲哀。多年以后，我家的房子必定也会像老背村的房子一样，坍塌，然后由邻居们开垦那些房屋，种上辣椒、茄子、南瓜和玉米。墙基边上，也会有大片大片的蒲公英，也会有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花絮。

⑫就这样，一年一年，宅基地坍塌的墙基渐渐矮下去，直至消失。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土地上那自生自灭的蒲公英，仍旧在晚风中启航，开始未知的旅程。只是，不知后来的乡亲们会怎么跟他们的子孙说起这个房子的主人。我们小时候以为村庄没了，人也就没了。后来知道，村庄没了，这里的人可能还在，这些人的后代可能还在，只是不知道迁徙到哪里去了。一个家族，真的可以像蒲公英，随风飘扬，飘到哪儿哪儿就是家，然后落地生根，在一个新的地方繁衍生息。多少年之后，他乡就是故乡，而故乡却是他乡了。

⑬我们这一家，就像蒲公英，如今飘散到许多地方了。花语说，蒲公英的飘洒不是孤独的流浪，而是生命的延续。我们的老屋可以坍塌，宅基地也可以让乡亲们耕种，只愿未来的乡亲们知道，从这里走出去的子孙，正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繁衍生息，茁壮成长。

解“执”

余英时

①一谈到执，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固执”、“执迷不悟”等概念，于是我们对“执”字便有了恶感，以为“执”总是要不得的。尽管破“执”者如此之多，“执”在各方面之存在却依然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世间万事万物之存在都有其存在之理由，“执”自然也不能例外。婴儿初出世时即有“猿握”的本能，而此种“猿握”也就是“执”的表现。如此说来，“执”倒是与生俱来的。

②中国古代讲“执”字最为中肯者是儒家。《中庸》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故儒家是反对“执一无权”，孟子亦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便是儒家反极端、反调和的中庸之道。关于这一点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持有同样的见解，亚氏的中庸说认为一切美德都是处于两极端之间。我们把儒家与亚氏的中庸理论比附而观之，可见他们都是不反对“执”的，问题乃在于所“执”者是否正当而已。

③问题谈到这里，我们对“执”的种种看法可以加以澄清了。首先，我认为绝对地破“执”是不可能的，即便超脱如佛家，也还要另悬一涅槃的境界，终还是有“执”，算不得真解脱。禅宗说佛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把极端的“执”改变为中庸的“执”，依然承认了“执”的存在价值。哲学地说，“执”是有，极端地破“执”是无；欲以无来代替有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感受了苦痛，转而向宗教领域中去求得精神上的抚慰，并不等于说人们已从“执”走向了“无执”，而是人们的物质之“执”转化成精神之“执”，而其为“执”则根本无殊。

④其次，“执”的本身却无好坏之分，但视所执者的性质而定。我们不又常听到所谓“择善固执”的成语吗？可见即使是固执也还不打紧，如果它真的是择善的话，问题亦在于标准如何。据我的看法，中庸仍然是其中的重要关键，固执极端总是要不得的事。我们平常做人喜讲“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正是“有所固执”，如果一个人毫无个性，没有一点固执之处，即便是孔子所说的乡愿了。大凡能坚持真理到底的人都是最固执的人，但因为他所坚持的是真理，所以固执不仅不足为他诟病，倒反而增加了他的伟大。同时，真能择善固执的人是最不固执的人——他的良知不允许他做违反真理的事，故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便会毅然悔改。

⑤最后，“执”的本身容易引起冲突——多方面的冲突。善恶之“执”固然要发生抵触，同是善之“执”或恶之“执”，也一样会造成龃龉。因此，“执”须有容忍来协调之，即人人都有所“执”而同时也承认他人之执。只愿坚持自己的理想或权利，而忽视甚至妨害他人的理想或权利，即使所“执”者是真理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⑥在今天这个世界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错误的“执”，于是有心的人不免要想用破“执”的方法以救“偏执”或“执一”之弊，殊不知问题并不起于“执”的本身，而是源于所“执”者非善，以及“执”之权利仅存在于极少数人之手。如果人人都能“择善固执”并各有所“执”，那正是人间天堂的到来、人类理想世界的实现，“执”之罪恶果何在乎？因噎废食毕竟是世间最愚蠢的事哩！

(有删改)

散文写作中，最有兴味的或许就是笔调了。笔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现代散文中，有一种甚为风行的笔调，就是闲话笔调。胡适曾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可见所谓闲话笔调就是谈话风格的，或者说用谈话方式来作文。

此种笔调经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便有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之说。此种谈话风格的小品文笔调，林语堂甚为醉心，并在许多文章中反复申说。林语堂因甚为欣赏谈话风格的行文，还力主扩充散文的篇幅，但要以此来挑战古文的简洁，就不足为训了。用谈话方式来作文自然是很好的，但作文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谈话。若是真将那种谈话过程记录下来，也够拉杂，更不用说话题的游移了。梁实秋先生力主行文的简练，就要明智得多。呼应于周作人的说法，林语堂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但又格外地张扬了幽默。幽默可为行文增添风趣，但若过分大张旗鼓地提倡，则本身又可能成为一个幽默。

闲话笔调是散文中一种较为自然的言说方式。此种笔调是用说话来交流的，心中存有一个交谈的对象，如此即可展开交流。至于所谈的题目并未限制，照林语堂的说法，正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不过，作家的言说仍不离心灵或性情，因而所谈的题目也是有喜恶的。但不妨假定读者那方面也有同好，如此即可达成沟通。此种笔调虽说有一种涵盖作用，但并不碍于各人的谈论，并非千人一面，可各有面目。比如周作人的创作以闲适为主，从而讲求所谓生活的艺术。但在退隐的心态下，也不无书斋生活的苦闷，于是于闲适中渗出一股苦味来。林语堂虽说倾心幽默，倒也率意而谈，不无名士作风。至于以幽默见长的，或许要算梁实秋。但梁实秋也是心存雅致，幽默只不过是用来抵斥种种不雅的，所谓相反相成是也。而老舍，为幽默而幽默，则并不见佳。他显然是过于着重幽默了，并以之作为作文的主旨，却有可能落入油滑。其实，幽默表现于文中，多是一种点缀，可为行文增添谐趣，但若要从头到尾地幽默下来，就往往吃力不讨好。

因而即便同是闲话笔调，也可各有不同的，这才是真正的个人笔调。但个人应当以自我说话，而自我又处于大我与小我之间，这就得把握其中的分寸。比如周作人将载道与言志对立起来，从而将写作完全地由载道转为言志，却又囿于个人的性情，所得就小了，因此小品文也就沦为小摆设。其实，言志与载道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各种观念，也可谓各有其道。文中若尽是载道口吻，实则就是充当了各种观念的传声筒，这就在文中丧失了自我。但若想将自我完全游离于各种观念之外，恐怕也不现实，正如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一样，各种观念或道理对人也有一种约束作用。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换言之，重个性，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若抹去个性，从而充当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仍又是载道之文了。在散文中，笔调确乎是个人的。而所谓的个人笔调，就是要在散文中形成独具个性的言说方式。

（选自吴永福《散文中的闲话笔调》，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