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

司玉笙

强高考落榜后就随本家哥去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打工。

那城市很美，强的眼睛就不够用了。本家哥说，不赖吧?强说，不赖。本家哥说，不赖是不赖，可总归不是自个儿的家，人家瞧不起咱。强说，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

强和本家哥在码头的一个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强很能干，做的活儿精细，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作备用。

那夜暴风雨骤起，强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本家哥劝不住他，骂他是个戆蛋。

在露天仓垛里，强察看了一垛又一垛，加固被掀起的篷布。待老板驾车过来，他已成了个水人儿。老板见所储物资丝毫不损，当场要给他加薪，他就说不啦，我只是看看我修补的篷布牢不牢。老板见他如此诚实，就想把另一个公司交给他，让他当经理。强说，我不行，让文化高的人干吧。老板说我看你行——比文化高的是人身上的那种东西!

强就当了经理。

公司刚开张，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就在报纸上做了广告。本家哥闻讯跑来，说给我弄个美差干干。强说，你不行。本家哥说，看大门也不行吗?强说，不行，你不会把这里当成自个儿的家。本家哥脸涨得紫红，骂道，你真没良心。强说，把自个儿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

公司进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过了些日子，那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知道了他的底细，心里就起毛说，就凭我们的学历，怎能窝在他手下?强知道了并不恼，说，我们既然在一起共事，就把事办好吧，这个经理的帽儿谁都可以戴，可有价值的并不在这顶帽上……

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就不吭声了。

一外商听说这个公司很有发展前途，想洽谈一项合作项目。强的助手说，这可是条大鱼啊，咱得好好接待。强说，对头。

外商来了，是位外籍华人，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

强用英语问，先生，会汉语吗?

那外商一愣，说，会的。强就说我们用母语谈好吗?

外商就道了一声“OK”。谈完了，强说，我们共进晚餐怎么样?外商迟疑地点了点头。

晚餐很简单，但有特色。所有的盘子都尽了，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强对服务小姐说，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我带走。

虽说这话很自然，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不住地看那外商。那外商站起，抓住强的手紧紧握着，说，OK，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事成之后，老板设宴款待外商，强和他的助手都去了。

席间，外商轻声问强，你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

强说，我家很穷，父母不识字。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后来我父亲去世，母亲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学。她说俺不指望你高人一等，你能做好你自个儿的事就中……

在一旁的老板眼里渗出亮亮的液体，他端起一杯酒，说，我提议敬她老人家一杯——你受过人生最好的教育——把母亲接来吧!

(《微型小说选刊》)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过传统节日

翁敏华

过节是全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英语作holiday，含有神圣（holi-ness）的意味；日语作“祭ヮ”，突出节日活动；但是这些都不如“节日”来得形象生动。2005年11月，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事件让我们警醒。几年来，每到端午节，我们心里总有一丝隐痛。它让我们认识到：所谓国家意识，绝不仅仅指空间上的领土。

派定哪些日子作为节日？西方每每同历史上的人事相关，无论是圣诞节、万圣节还是情人节；中国却不是这样。你看：一月一“元旦”，一年中第一个冉冉升起的旭日；三月三上巳，蛇开始活跃了，让我们亲近春水；五月五端午，毒虫百脚需要好好对付，才能平安度夏……原来，中国的节日尽是太阳的、月亮的、星星的、山的、水的节日，其本质就是一个和谐天人的节日。我国的岁时节日还非常强调“节物”，比如，梅花是新年的节物，桃花是三月三的节物，石榴花是端午的节物，桂花属于中秋，菊花属于重阳。新年的饺子年糕、元宵的汤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子、七夕的巧果、中秋的月饼、九月九的重阳糕，包括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凡此等等，也同样是“节物”。

传统节日，历来还是国人和谐人事的一个有效的时间节点，是国人沟通人心的一个有效的平台。在孔夫子时代，人们过年，就是“乡人傩，一国皆若狂”，举国狂欢，真正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我们能以什么样的名义凝聚在一起，温习、积累和增加我们的缘分？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传统节日更好的名义了。“缘”，大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命题，他国语言中很难有一个对应的译词来与之匹配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缘”字：相互关联的人们，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共同祭祀。多少年过去，现代人也许早已不再记得传统节日各自的崇拜对象和初始起源了，但是，一种共同血脉的感觉还在，一种“我们感”在这些日子里显得格外强烈：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今天过节。我们的传统节日在一年四季中分布匀称，大小交替，大致一两个月必然有一节，也就是说：“竹筒”有段时日了，该“竹节”一下了，聚一聚，聊一聊，深化一下感情。

江苏省中秋节有一个奇俗叫“摸秋”。这一天晚上，无论男女，都可以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偷一个瓜吃什么的。人性中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小偷小摸，一味的“堵”也不成，有的时候，得给它们一点出路。它是民间的一种约定俗成：平时不许偷，中秋夜允许他们稍稍地去过一下“偷”瘾。注意：只许“偷”别人家地里的东西，而且是小东西。第二天就不行了。这与西方的“万圣节”，孩子们戴着各种可怕的面具，到各家各户恶作剧，去闹，去讨糖果吃，有异曲同工之妙。平日里，西方社会是最忌随便打搅别人的。或许，安顿人们不太光彩的欲望，和谐人们疲惫的身心，原本就是节日的一个题中之义。

在一个个自古及今的节日里，我们善解天意，善解人意。明天，也许我们又要各奔东西，但至少今天，借助传统节日，我们可以温暖自己、温暖别人。

玉 麒 麟

焦　辉

老人把哑巴兄弟的手放进邵林手里，用力摁。邵林说：“爹，我给叔养老送终。”老人笑了笑，咽下最后一口气。邵林按乡村习俗埋了父亲，哑巴叔拖着瘸腿送棺到坟地。第一锹土落在硬木棺材上，哑巴叔哭昏了过去。

邵林收拾旧物。哑巴叔佝偻着背蹲在枣木门槛上，怀里抱着邵林父亲的遗像，刀刻般的皱纹藏满秋阳的余晖。邵林从父亲枕头下翻出一个小铁盒，打开，一个红绸卷，展开，一根白色羽毛。邵林看不出是什么鸟的羽毛。没听说父亲生前喜欢鸟啊！怎么会珍藏一根白色鸟羽呢？邵林不解。母亲早已过世，只好问大姐。大姐电话里很嘈杂，说：“鸟羽毛？不知道啊。”邵林想，既然老人把白羽珍藏，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说明它是老人生前喜爱之物。邵林就把白羽放进旧衣旧被褥，拿去河边焚烧了。豫东乡村习俗，过世人的衣物一般不能留过头七，要寻个僻静处烧掉。

邵林回城时把哑巴叔从老家逊母口邵家营子带走了。他联系了一家老年公寓，把哑巴叔安顿好。哑巴叔很安静，一直抱着邵林父亲的相片。

哑巴叔一辈子没找到老婆，一直住在邵林家。邵林父亲对这个兄弟好，衣食相同。哑巴叔知恩德，吃罢饭就拖着残腿下田干活。年月晃晃悠悠过去了。邵林母亲去世后，他父亲和哑巴叔一起生活，倒也是个伴儿。

领导喜欢鹌鹑，邵林下班就跑去东关小同街寻。小同街是个背街，街上有个鹌鹑市。想学习鹌鹑知识，这里可是个好去处。有个细白眉毛老者，腰间一溜四个色彩各异的鹌鹑袋子，大家都喊他老白。有人把着鹌鹑问：“老白，看看我这个品相咋样？”老白斜睨眼，嘿嘿笑，摇头，说：“麦鼻，蒜头，下品。”又一人敬烟举鹌鹑：“老白，您给掌掌眼。”老白接过烟，有人打火。老白吞吐口烟，指着鹌鹑的眉，说：“黄须同金，白银一线。可惜啊，阔过额顶了，眉硄，一见诸鹑先躲藏。”有个粗汉不服气，问老白：“你到底见没见过上品鹌鹑？不要只会背书格子忽悠！”老白冷哼一声，长脸上满是不屑，说：“我打小跟父亲走街串巷，七八岁时就在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见过玉麒麟。”

邵林听见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忙凑到近前。老白说的豆腐铺是他祖父开的，邵林祖父的豆腐铺是邵家营子历史上唯一的一家，做豆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煮豆子，天一亮就要拿出去卖，邵林父亲没有子承父业。人群听见“玉麒麟”也纷纷聚拢过来。粗汉不肯示弱，说：“‘玉麒麟’不就是白鹌鹑吗，打斗时不定咋样呢，好多事都是看景不如听景。”

老白叹口气，神色黯然了，说：“可惜啊，‘玉麒麟’还没调养，就被开豆腐铺那人的儿子吃了。”人群也发出惋惜的嘘声。老白又说：“听我父亲讲，那人原打算把‘玉麒麟’献给伪县长刘金坡，换回骂日本人的商铺许老板，‘玉麒麟’没了，许老板被狼狗咬死了。那人气得一棍子打断了儿子的腿。听说那人的儿子还是个哑巴。”

邵林听到这里，忽然想起父亲珍藏的那根白色羽毛。那根羽毛会不会是老白口中“玉麒麟”身上的？可惜那根白羽已经焚烧。要是“玉麒麟”的羽毛，父亲为什么珍藏呢？哑巴叔的腿，也一定是祖父打断的。邵林没见过祖父，他出生前，酗酒的祖父已醉死在河里。

没等邵林精通鹌鹑经，单位领导被双规了。邵林不再去小同街。

几年后的一天，哑巴叔到了落叶之秋。他很虚弱，用手比画着，想吃什么东西。邵林脑海中闪过那根白羽，忙打车去小同街，买了只鹌鹑，炖好。

哑巴叔吃了一块鹌鹑肉，笑了笑，咽气了。

后来邵林不止一次想，当年哑巴叔吃“玉麒麟”时，父亲在干什么呢？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宋词经典的建构

说宋词是经典，今天已经不会有人怀疑。可在宋代，词体刚刚流行的时候，压根儿就算不上是文学。宋词最终能与唐诗媲美争胜，被奉为一代之文学，是经过了千年的淘汰和选择的。所以说，经典，不是生来就是经典，会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认同过程。诗词经典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清以前鲜有评说，直到晚清才引人关注，当时著名学者王闿运评其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到了现代更是被闻一多先生称为“诗中之诗，顶峰中的顶峰”。而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直到现当代才被确认为经典。

经典的形成和确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在清代以前知名度不高，到了现当代，由于词中崇高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与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主流价值观念非常合拍，因而受到关注成为经典。

经典是变化的，在这个时代奉为经典的，另一个时代不一定被视为经典，这说明经典的形成和确立又具有变异性。比如南宋人编有一部词选，叫《草堂诗馀》，在当时说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可到了明代，就成为十分流行的经典文本，写词的奉为典范，读词的爱不释手，各种注释本、评点本是层出不穷。可由于词学观念的变化，《草堂诗馀》又大受冷落，康熙年间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等人不遗余力的贬抑排斥《草堂诗馀》，从此热门的经典《草堂诗馀》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朱彝尊的《词综》和张惠言的《词选》代之而为当时流行的经典词选读本。到了二十世纪，《词综》《词选》又风光不再，而被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等选本所替代。

经典的时代性和变异性表明，经典是需要不断发现、建构的。一篇不很知名但内涵丰富的作品，经过名家的阐释或称扬，有可能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而逐渐成为经典名篇。比如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在宋明清三代是不入流的作品，而自从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其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二句拈出来阐释为一种做事业、做学问的境界后，这两句词就成了名句，整首词也跟着成了名篇。还有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更是因为伟大领袖***“反其意”而追和之后，才受到人们的热捧，成为名篇。这些都说明了经典形成中的“名人效应”。选择经典本是纯粹的个体行为、个人爱好，但个体总会受到群体态度的影响，而群体中权威和领袖的意见，往往会成为主流的、主导性的意见，被群体成员认同和接受。因而“名人效应”就成为经典形成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此外，“故事效应”也能提高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从而促进它的经典化。所谓“故事效应”，即一篇诗词作品，如果有创作传播方面的逸闻趣事，往往更会引起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推动它的广泛传播和接受。宋词在经典化过程中，“故事效应”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的《醉花阴》，姜夔的《暗香》《疏影》等都有吸引人的故事。

当然，“名人效应”“故事效应”都是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外在的助推力。一篇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容含量和艺术质量。

(节选自《古典文学知识》，有改动)

“有态度“的文化

单士兵

最近文化圈里流行的一个热词，叫“有态度”。文化当然是应该“有态度”的。不过，在我看来，不论是哪一种文化人，如果只是在刻意标榜自己“有态度”，以显示其孤高与特立独行的个性，其实未必是最值得激赏的。毕竟，真正赋含价值的“有态度”，并不是一个人摆拍的表情与姿态，而应该是一种群体性的记忆唤醒与价值认同。文化的最大价值，应该是由孤立的个体情感转向整个社会的情感共鸣。

农民工版《春天里》传递的情感与价值，完全是来自于一种自觉的意识，它是完全尊重社会现实自发的本真表达，彻底摆脱了一切约定俗成的文化框架与艺术***周强，让他也听得热泪盈眶，甚至两次推荐这首摇滚。由此，很多人也期待能有更多的权力去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权利。文艺介入政治的姿态，或者是批评，或者是建设。而这二者有时在目的性方面，又会有其统一性。现在看来，农民工版《春天里》就是真正“有态度”的文化，如果能够在倒逼权力赋还底层权利，或者唤醒权力关注社会公平方面，起到哪怕是极其微薄的作用，当然就是这首摇滚的最大价值。

在这个过度崇拜文化英雄、迷信文化权威的年代，农民工版《春天里》能够带来强烈情感共鸣，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说明那种刻意强调“态度“的文化表达，容易脱离公共基础而显得太过虚弱与伪饰。这实际就要求，当前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平台，让那些真正反映人们普遍与真实的文化声音得到充分传播。

（选自2010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