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手

刘学林

孔老四十岁当上处长，六十岁还是处长。自觉政绩不错。孔老不吸烟，不喝酒，不钓鱼，不养花，惟一的癖好是饭后茶余到街心花园观棋。观而不弈，无胜无败，无喜无怒，修养成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时间久了，棋盘上的各种高招绝技、阴谋杀机、圈套陷阱，尽皆谙熟。有时看双方棋艺悬殊，便给失利者指点几步，失利者无不茅塞顿开，反败为胜。于是会聚在这里的棋迷们都尊他为高手。

一天晚饭后，日光斜照，余热未散，晚霞未成。孔老摇一把雁翎扇，悠悠然来到街心花园。一群人重重叠叠围成浑厚的一圈，伸长脖子如长颈鹿一般。孔老凑上，目光如锥，可怎么也插不进人群去。他拍拍一小伙子肩膀，问：“谁和谁?”小伙子扭头一看，大喜，松出一口气，说：“这下好了，孔老来了。”众人一听，都如释重负一般，忙两边让开。孔老趋前，见是本土棋王老钟正和一面生的中年汉子对弈。老钟执红子，中年汉子执绿子。红帅已被兵困皇城，虽非一招即死，却也命在旦夕。故老钟眉头锁紧，目光凝结棋盘；中年汉子坦然自若，左手心玩健身球一样玩着两枚棋子，极熟练。孔老手摇羽扇，观透棋局，说：“舍炮杀士。”老钟看了一会儿，犹犹豫豫照办了。中年汉子落士杀炮干脆利索。孔老说：“进马。”老钟不再犹豫，因为他已看出对方如果不撤车逼马，就有一步高调马死棋。中年汉子果然撤车看马。红帅遂解围。之后过程中孔老又点拨两步，老钟竟然赢了中年汉子。

中年汉子手中依然玩着两枚棋子，对孔老挑战地一笑，说：“我想向这位老同志请教一局。”“是我多嘴了。”孔老歉意一笑，又谦虚说，“对不起，我向来不下棋。”中年汉子说：“您刚才几步够绝的，怎么说向来不下棋呢?”孔老说：“我是向来不下棋。”中年汉子咄咄逼人：“那就请老同志破例赐教了。”孔老执意谦让，众人早已不平，纷纷怂恿：“孔老，你就和他下一局。”孔老说：“不下不下。”然而众人早已替他摆好棋子，不由分说簇拥他坐在中年汉子对面。“晚辈就先走了。”中年汉子说着已架起当头炮。孔老迫不得已，只好上马为应。才走几步，已觉局促如辕中驹，继之破绽屡出，先丢一炮，再折一车，不到十分钟，红帅已受靖康之辱。众人还以为孔老欲擒故纵，先礼后兵，就有人说：“好汉不赢前三局。”可是孔老此时却已面如死灰，汗进如豆，艰难一笑如哭，起身踉跄就走。

回到家中，孔老很是沮丧。心想：我观那人棋艺并不算高明，我略加指点老钟，老钟便赢了他，可我亲自下场怎么会惨败如此呢?夜不成眠，静卧繁思，忽然大彻大悟，心明如镜。转天毅然写了退休报告。然后离开闹市，搬到市郊上街镇居住。

依然爱观棋，不论在什么场合见到有人下棋必驻足观之。不觉十年。孔老越加出神入化，目光一扫便宏览全局，细察秋毫，棋观十步之外。偶尔给人点拨几步，对方不论是怎样高手，必败无疑。但绝不与人对弈。上街镇的象棋爱好者都把他奉为棋仙。这日，省青年象棋冠军到镇俱乐部辅导象棋，孔老自然前去观看。冠军名叫寇克，年轻有为又虚心好学。寇克和一青年表演赛时，孔老拈须站在青年身后。当青年处于困境时，孔老只说了一步棋就令寇克惊羡佩服之至，忙恭聆尊姓大名。孔老含笑不答，飘然而去。寇克问那青年，青年说大家都称老人棋仙，并不知老人名字。寇克怎肯放过这样好的机遇，打听到孔老住处，备下厚礼，登门请求赐教一局。孔老笑容可掬地一口回绝。寇克不肯罢休，学技心切，长跪不起。孔老无奈，叹一口气说：“你若心诚，三日后再来。”

好不容易熬过三日，寇克急急登门。大门紧锁，久叩不开。问邻居，说孔老已经搬家。问搬到了何处，邻居摇头一笑，关上房门。寇克怅然痛惜，连说：“异人，异人!”孔老隔窗看寇克走远，拈须而笑。

伪创新会毁了“互联网＋”

(节选自《环球时报》，有删改)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伦理指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则，经济指物质生产、流通和交换活动，都是名词性的专指概念。与此比较，美则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人对现实的审美评价引人爱这个世界，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持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历史看，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比如，诗或《诗经》作为文学形式，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审美和情感表达，是美学的，但自孔子时代始，其道德、政治喻义被历代经学家进行了无限发挥，《诗经》因此几乎成为社会风教和政教读本。与此一致，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其审美和艺术特性自不待言，但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或美与德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式》“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扣互取代，即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徳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且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来讲，美不仅在源发意义上成为人性向善生成的内部动因，而且也是道德外化的形式。所谓以美储善或以美导善，最终生成的仍是一种以审美作为标识的道德形象。或者说，美与德的关系，在中国古典关学中可以表述为首先以美育德、继之以德成美的连续性过程。

（摘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

说“木叶”

林庚

①“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木叶”就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②“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在古代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其实“树”倒是常见的，如屈原在《橘颂》里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无名氏古诗里也说:“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可是为什么单单“树叶”就不常见了呢？（   ）例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柳恽《捣衣诗》）“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而事实又正是这样的，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也就再不肯轻易把它放过；于是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乃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而已.例如杜甫有名的《登高》诗中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大家熟悉的名句，而这里的“落木”无疑的正是从屈原《九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按“落木萧萧下”的意思当然是说树叶萧萧而下，说“无边落叶萧萧下”岂不更为明白吗？然而天才的杜甫却宁愿省掉“木叶”之“叶”而不肯放弃“木叶”之“木”，这道理究竟是什么呢？

③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其与“树叶”或“落叶”的不同，也正在此。从概念上说，“木叶”就是“树叶”，原没有什么可以辩论之处；可是到了诗歌的形象思维之中，后者则无人过问，前者则不断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树”易让人想到繁茂的枝叶，而“木”则易让人想到树叶脱落，也就是说，“木”本身仿佛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

④要说明“木”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_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⑤“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栊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丨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湿润，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日暮风吹，叶落依枝。”(吴均《青溪小姑歌》）恰足以说明这“叶”的缠绵的一面。然则“木叶”与“落木”又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它乃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

⑥“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