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现代人生是什么关系?儒学在今天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关涉儒学的本质。儒学以“道”为最高追求，这是理解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的关键。“道”无非就是指人的价值与信仰，指人生的追求、社会的遵循。那么，儒学之道主要包含哪些层面的“道”呢?

其一是天下为公的人伦之道。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这是儒家追求的王道。“公”与“私”相对，是人的公共意识、公德意识，彰显了人的社会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提出“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是人与人相处的五种主要关系，其他关系都可以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达道者，大道也。五达道如何处理? 孔子提出的原则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子把它称为“人义”，即为人者都应自觉做到。

其二是政之所成的为政之道。孔子常说“政者，正也”，“为政”无非就是“为正”。为政者皆有其位，他们更应该有其德，德位相配者才能为政治国。为政者要做到自身正，须先有对“正”的认知。春秋时期的郑国人子产说“学而后为政”。这个“学”是指正确的认知。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为正”，传统的“大学之道”讲求培养君子，他们可以讲高深的学问，可以“喻于义”，他们的德行像“风”，他们明是非、知荣辱、能担当、敢引领、格局大、有气象。时代顺利前行，社会和谐发展，离不开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其三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要想知礼又有道德，无论是为政在位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面临一个自身修养的问题。于是孔子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身方法。这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点，它被认为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被推尊为全球伦理最基本的伦理框架。曾子说，孔子的学说“忠恕而已矣”。孔子的忠恕之道就是仁，是儒学的核心。仁的本义是“反求诸身”，即反省自己，亦即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儒学是修己安人之学，看起来，孔子提出的方法十分简单，但在简单背后，却蕴含着一般人想不到的“不简单”。

最后是与时偕行的时中之道。中庸，就是中之用，也就是用中，把握中道。中庸要求不偏不倚，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作为方法论和处事原则，中庸或中道原则是对和谐的追求。人处在伦理关系中，和谐的关系应当君仁、臣忠，应当父慈、子孝，人伦关系都是相互的、双向的，把握其间的平衡就是和谐，就能发现中和之美，这就是“天地位”。只有天地各得其位，才能“万物育”。只有稳定，才能生长；只有和谐，才能发展。从社会管理的意义上讲，中庸指不断纠偏的过程。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按照中道学说，人要按照该做的去做，这就是“以礼制中”。如有人不能做好，就要教育引导，这就是“以型教中”。如果有人违背道德规范，甚至伤义败俗、危害社会，教育也不起作用，那就要“以刑教中”，这就是加以强制，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摘自杨朝明《儒学与现代人生的关系》，有删改）

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温顿·瑟夫曾大胆预想，未来互联网将走出地球，随着人类探索外太空的脚步一起迈向宇宙。而他所任职的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已于2013年开始这方面的尝试，通过释放高空气球传输互联网信号。近期，美国科技创新“明星”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发射约4000颗低轨道通信卫星构建起卫星网络，从而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廉价互联网服务，其计划似乎更接近这一预想。

太空互联网真能实现吗？目前，地球上的互联网使用的是TCP/IP协议，对延时和中断的忍受程度较低。这对地球上相隔数千公里距离的通信来说问题不大，但在太空空间里，两点之间往往相隔超长距离，信息延时就会成为网络信号的头号杀手。2010年，美国思科公司研制出针对太空环境的互联网路由器。在不利用任何地面基站的情况下，思科究成了业界首次太空网络电话通话，让互联网“走”出了地球。思科的这一技术不以“连续的、端对端的”连接发送信号，而是利用通信路径上的每个网络节点，在信号出现断线的情况下暂时保管数据包，直到与下一个节点安全“交接”，以应付频繁的、不可预测的通信延迟、中断、节点改变等状况。

与地球相比，太空环境的不可知因素更多，这对太空互联网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卫星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一次突如其来的太阳风暴、一块毫不起眼的太空垃圾、一场毫无预警的耀斑爆发，都有可能对卫星网络造成致命杀伤。此外，卫星一旦出现了故障，抢修所需的时间也要比在地球上长得多。可以说，提高卫星的生存能力也是太空互联网必须征服的一座大山。

虽然面临种种挑战，但是太空互联网相对于传统互联网拥有明显优势。在太空的真空环境中，光信号传播的速度要比光纤快40%。虽然前期发射卫星成本大，但一旦网络构建成型，系统运营维护的成本较地面基站将大大降低。从长远来看，构建太空互联网系统，不仅可以提供廉价的互联网服务，还能够大大提升现有互联网主干网络速度。

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去年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等原因，地球上仍有43亿人无法联网，其中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构建太空网络有望改变这一局面。ITU秘书长哈玛德·图尔认为，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造福于那些最贫困、最弱势的群体。的确，互联网连接一切的美妙前景，当是共享共赢。

（摘编自《让互联网“走出”地球》，2015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义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又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 “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遒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