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在讨论文学观念时提出过“天文”、“人文”之分，并主张从“观乎天文”和“观乎人文”的联系中去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要义和精髓，这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实际的。他们对上古“天文”之学的描述，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支持。无论是占卜还是祭祀，殷商时期传留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无不说明，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一种进行天地人神沟通的文化，亦即“通天”的文化。这种以“通天”为核心的“天文”之学有着漫长的积累过程，体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虽发端于“观乎天文”，但周灭殷之后，在总结殷所以亡和周所以兴的历史经验中，统治者们认识到“天不可信”，只有“敬德”、“保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而为社会文化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周公制礼作乐，将“以史为鉴”和“以民为鉴”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主要视点，实现了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视角转换。周初统治者们已经不再将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天命，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他们已经开始用“集体行为史观”代替“集体神权史观”。为了让周之子孙世世代代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周公主持制定了用于宴飨、朝会、宗庙的乐歌，即今所见《诗经》中的部分《雅》、《颂》，来强化史鉴意识。周人的“民鉴”制度主要有“献诗听政”。这一制度不仅促使统治者关心国计民生，注意民意民情，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着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例如诗、曲、书、箴、赋、诵、传语等等，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诗经》的《小雅》尤其是《国风》正是这一制度衍生的产品。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文学观念也发生着急剧变化。西周末春秋初，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悄然转变。春秋中叶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批评天命观和天道观的基础上出现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价值观，将“集体行为史观”改换成了“个体行为观”，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现实行为上来。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实现自身的不朽，文学不再只是维护氏族国结的纽带，或是礼乐教化的附庸，而且是一项个人的独立实践活动，也是一条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到了春秋后期，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凸显，“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抗衡“世卿世禄”的法宝，传统礼乐思想被弱化。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俨然成为具有全方位社会功能的价值实体，成为士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于是，一个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摘编自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