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 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312.8 亿件，共消耗约32 亿条编织袋、约68 亿个塑料袋、37 亿个包装箱以及3.3 亿卷胶带。光是一年消耗的快递包装盒所需的瓦楞纸箱原纸就多达4600 万吨，相当于消耗了7200万棵树。

据了解，目前中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的实际回收率不到10%，包装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其中以聚乙烯、聚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塑料和胶带等最难降解，这些包装材料在自然界中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降解。大部分的快递纸箱在经过一次使用后被丢弃，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并不多。而消费者对于包装的分类处理意识不足，加大了回收的难度。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完好无损地被送到消费者手中，多数商家选择用塑料胶带对包装进行加固。缠上塑料胶带的纸板箱被送到造纸厂打纸浆时，胶带的黏胶会影响过滤器工作，从而造成机器损坏，所以缠有过多胶带的纸板箱回收时会被全部丢弃。纸盒等可回收的快递包装，如果和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被污染后无法再回收。消费者则表示，快递站点或社区内没有快递包装的回收点，导致快递包装大多进了垃圾箱。

增长中的快递量

2012～2016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及其增长速度图示

（摘自《快递包装垃圾成灾购物狂欢后遇绿色难题》，2017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为解决快递包装产生的污染，近年来各方都开始积极行动。国家层面，《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出台，引导快递业的绿色发展，规范快递包装的使用。菜鸟、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推行“无纸化”电子面单，到推行共享快递盒、可循环快递袋等，都在力争减少快递包装污染的产生。但记者在走访北京多家快递站点后发现，大多数商家尚未使用这样的绿色包装。对于全国上千万小电商卖家来说，成本较高是他们不愿使用绿色包装的主要原因。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总工程师曲睿晶指出，包装物材料替代、点对点回收、建立绿色账户等措施，有利于提高包装物的回收率，但对于电商平台、快递公司及消费者来讲仅仅是开始，其示范性远远大于实际可操作性，要成为趋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自《“双11”绿色化关键在于源头控制》，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材料三

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了相关法律法规。如德国1991 年、1997 年先后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包装回收再生利用法》，强化对快递“绿色化”监管。在日本，由消费者负责将包装废弃物分类，政府部门负责收集已分类的包装废弃物，私有企业获政府批准后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再处理，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建成社会化的快件包装物回收体系，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也减少环境污染，还可利用再生资源创收，可谓是一举多得。我国现有标准只是行业规范性标准，缺乏强制性，难以对各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约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快递包装问题确实到了必须立法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足见快递绿色包装立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摘自《做好绿色快递“加减法”当多措并举》，2018 年9 月25 日中国物通网）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勾陈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士大夫的文学传统；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姚华《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孙犁的风骨

江南鹤

那年，我到天津总医院探望孙犁先生。他躺在病床上，两只眼睛是白色的。我看到大吃一惊，站在旁边的一位阿姨说，他的眼睛得了白内障。孙犁先生发现有人来，眨了眨眼，大声说：“去忙去吧，忙去吧。”旁边那个阿姨又说：“你别往心里去，谁来了，孙先生都这么说。”我站在孙犁先生面前，背了他写的书的书名，那些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陋巷集》《晚华集》《老荒集》《如云集》等。孙犁先生听了，点了点头。我转身离开了病房。不久，我从《天津日报》上看到，作家铁凝来天津领奖，特意到总医院看望孙犁先生。当听了铁凝的自我介绍之后，孙犁说了一句：“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说罢，便流下眼泪。铁凝也是泪眼汪汪。报纸上还特意配发了一张这两位作家见面时的照片——孙犁先生侧身躺在病床上，注视着铁凝。又过了不久，孙犁先生便去世了。

我再次从书架上翻出孙犁先生的《如云集》《晚华集》《老荒集》等十本书。这十本书除个别篇章外，大部分写于1976年至1995年。读完这十本书后，我内心产生强烈的震撼，十本书里没有一句是废话，没有一句是空话。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人，我从中受益良多。这些文字是孙犁先生饱经沧桑后血和泪的结晶，从这近百万字的作品里我提炼出两个字：风骨！

孙犁先生的风骨！

风骨，我个人理解是文章的风格、做人的骨气。而作为文人，还要有一颗文心和一根文骨。孙犁先生的文章，清纯雅致、朴素自然，似山溪汩汩流淌，像春风拂人衣袂。而在做人上，孙犁先生宁静淡泊，志存高远。他的作品语言十分古朴，句中时有点睛之语。“凡能厚着脸皮批判别人的人，他在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时，脸皮也很厚。”(见《风烛庵杂记》)“对我来说，人在青春，才能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见《陋巷集》之《太湖》)

作家贾平凹在其散文《孙犁论》里说：“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时下的中国，尤其天津大码头上，真是不可思议……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作的能量多大……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得没有几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不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

孙犁先生曾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赠作家铁凝。后来，铁凝撰文回忆说：“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

孙犁先生曾说过：“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我想，孙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

作家金梅说：“但凡堪称‘读书人’者，多系不慕富贵，远离官场，甘于寂寞，潜心学问(包括写作)，刚正不阿，清风亮节之士。孙犁当此称谓而无愧。”

让我们神闲气定地阅读孙犁先生的作品吧。

(有删改)

材料一

智能交通自1973年大力发展以来，早期因受限于通信手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1995 -2000年，随着数据传输速度突飞猛进的增长和位置服务技术、通信技术的突破，智能交通 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通信技术已经不再成为限制因素，此时智能交通系统发展主要受限于计 算能力。2000-2010年，智能交通技术全面推进，高清视频、智能分析研判等在城市交通领 域得到全面应用。2010年至今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能出行等将会成为智能交通系统下一阶段技术发展的关键方向。随 着城镇化、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面临拥堵、污染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由于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强劲增长，交通供求关系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 锐。而道路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仅仅依靠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供给能力难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交通问题。智能交通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在破解城市交通问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智慧化，再到智慧网联，传统的交通运输业不断升级换代。信息化 改造了以往传统公共交通模式，大数据则是引领了整个公共交通行业往精益化发展的新阶 段。以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为例，500亿条数据信息让公交集团能够更加优化资源、实现更 符合市民出行需求的线网优化配置，同时对设备进行全寿命周期的跟踪管理，以保障司机和 车辆的最佳状态。与此同时，通过分析用户的出行习惯，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有关候 车、实时路线轨迹等信息，乃至为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智慧化的交通不仅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更能助力城市公共交通提 升运行效率。腾讯2019年复盘了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灯光秀的热力图，发现8万人集中 返回，交通疏导一定是个问题。而利用LBS技术和腾讯生态体系下产生的大数据连接交通 管理部门，有效验证了城市现有公交线路规划的合理性，进行新公交线路的设计，实现对交 通、人流的精准管理。

材料二

大数据应用的最核心功能之一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优化。从现实来看，因信号控制 不合理导致的通行资源浪费和交通延误十分明显。就控制范围而言，信号控制可以分为单 路口信号控制、干线协调控制（线控制）和区域信号协调控制（面控制）。在模型方面，当前国 内外单路口信号控制从模型到应用已经成熟，干线协调控制也有大量应用型产品和案例，但区域协调控制技术应用案例有限。在系统控制软件方面，目前中国依然主要依靠SCOOT、 SCATS以及美国、西班牙等研发的系统，国内自主研发的软件应用很少。自20世纪80年 代至今也在尝试建立适合中国混合交通流特性的控制系统。

对于视频识别技术的研究，由于其算法的复杂度以及目标行为的多样性等原因，发展一 直比较缓慢。在国外已有成熟的智能视频监控产品，可以在监控系统中实现异常状态自动 报警的功能。中国城市视频监控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每千人拥有的视频 监控数量作为指标，目前中国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北京市每千人拥有摄像头数量为59个，仅 仅相当于英国平均水平的80%、美国的60%。而二线城市摄像头覆盖率更低。据不完全统 计，中国二线城市的摄像头数量为5万〜10万个；三线城市则<5万个。就摄像头密度而 言，三线城市的摄像头密度远远低于10个/千人。

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痛点之一。目前数据的碎片化所形成的分割，以 及企业之间的壁垒等，容易造成一种''孤岛”现象，很多数据不能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要使 城市交通规划设计和服务模式更加智慧化、人性化，离不开共享数据。

材料三

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三号卫星经过在轨测试，空间信号用户测距误差达到0. 5m,系统 定位精度达到2. 5m〜5 m。。 除了加快编织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网络之外，我国正在同步开展北斗星基增强系统建设，形成全国“一张网”，可提供实时cm级、mm级高精度定位服务。

北斗系统应用目前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北斗车联网平台。截至2018年，已经有500 多万辆营运车辆上线北斗系统，车联网平台通过提醒驾驶员超速与疲劳驾驶等信息，使得道 路运输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50%。2017年12月，江西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宁定高速公路建成试运营。在高速公路沿线利用北斗等技术，可对车流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同时整合报警手机定位、路况预判等功能，实现对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置。2017年3月，北京 公交公司基于北斗基础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对公交车发车时间进行调整。上海基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建立了智能公交位置服务系统，能够对公交到站时间进行精准预报，误差时间 <lmin,通过公交调度、实时信息采集，降低公交公司10%以上的运营成本。北斗智能支付 方案要求每辆车安装北斗模块，手机安装APP后即可使用支付服务，该模式相对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ETC）、车牌识别技术的支付场景可延展性更强。随着北斗系统应用的推广，力 争把中国的ITS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实时、准确、高效和可靠的综合性交通管理系统。

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金庸

金庸，学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和民族命运之情操。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逸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