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之殇

①“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

②然而，多少古人有过的，今天的视野中却杳无了。比如古诗词中的盛大雪况，吾等之辈，虽未历沧海桑田，但一夜忽至的“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是亲历过的。满嘴冰淇凌的现代孩子，谁堆过雪人？谁滚过雪球？没有雪的冬天，还配得上叫“冬”吗？流逝者又何止雪？在新辈人眼里，不知所云的“古典”比比皆是——立于黄河枯床上，除了唇干舌燥，除了满目的干涸与皴裂，你纵有天才想象，又如何模拟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谁还能托起李太白心中的汪洋与豪迈？

③今天的少年真够不幸的。父辈把祖先的文学遗产交其手上，却没法把诞生那些佳句的空间和现场一并予之。那样的户外，那样的四季——若荷尔德林之“诗意栖息”成立的话，至少这天地洁净乃必须罢。可是，那“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天光明澈，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皎夜寂静，今安在？

④从审美资源上讲，古代要比当今富饶得多，朴素而优雅得多。地球自35亿年前诞生生命以来，约有5亿种生物栖居过，今多已绝迹。在地质时代，物种的自然消亡极缓——鸟类平均300年一种，兽类平均8000年一种。如今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测说，上世纪末，每分钟至少一种植物灭绝，每天至少一种动物灭绝。

⑤多少珍贵的动植物永远地沦为了标本？多少生态活页从视野中被硬硬撕掉？多少诗词风光如《广陵散》般成了遥远的绝唱？

⑥古典场景的缺席，不仅意味着风物之夭折，更意味着众多美学信息与精神资源的流逝。由于丧失“现场”，人类正在丧失经典。不久，对原版大自然丧失想象力的孩子，将对古籍中那些伟大的美学华章和人文体——彻底不明就里，如坠雾中。阅读竟成了挽歌，竟成了永诀和追悼！

⑦语文课本中的诸多游记，无论赏三峡、登黄山，还是临赤壁、游褒禅……除了传递水墨画般的自然意绪，更有着“遗址”的凭吊含义，更有着“黄鹤杳去”的祭奠意味。比如我们对“蒹葭”“雎鸠”阐释时，难道只会停留在“某植物”“某水鸟”的字面意思上，再也领略不出别的了？难道就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油生敬畏和感激？难道除了匆匆草草的娱情悦性，就涤荡不出“挥别”的忧愤来？类似的每一词语本身，无不包藏着生态、民俗、历史、美学和社会学信息。那“蒹葭”“鹿鸣”“雎鸠”“猿啼”……不仅代表草木或动物，更指向一种生存文化和栖息美学，也是一部人间记忆。它让今人在阅读自然圣经的同时，更对眼下境遇和空间有一种检验、校对和反思。某种意义上，古典文学为后人矗起了一座纪念碑，是丰碑，更是殇碑。

⑧不知道老师们在领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之时，有没有升起一股隐痛？并把它悄悄传递给孩子？如果有，如果能把这粒“痛”埋进孩子心里，我要感谢这位老师——今天，为孩子接种一支珍贵的“精神疫苗”；明天，这粒小小的“痛”会生出郁郁葱葱的良知。我相信，接种这支疫苗的孩子，多少年后，当面对一片将被伐倒的森林、一条将被铲平的古街时，至少会有一丝心痛和迟疑吧？最终阻止粗鲁和野蛮的，或许正是那迟疑。

⑨其实，何止语文，地理、音乐、美术、生物、历史、哲学……哪个不包含丰饶的自然信息和生命审美？哪个不蕴藏着比辞条、年代、人名、因果、正反等更辽阔的人文资源和精神风光？关键看有无感受到它们，能否深情地领略并分享它们。若连最初级的课堂都无法帮孩子立起“敬仰自然”“尊重生灵”“万物和平”的精神路标，当他们进入成人序列后，那些坚硬的环保口号又有何用呢？影响一个人终生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知觉——那些最早感动过其心灵的生命细节！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在最重要的“审美”和“信仰”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所以，当被“广州餐桌日均‘吃猫’一万只”的新闻惊得目瞪口呆时，我突然想：这些食客也曾是孩子，也曾是学生，可谁告诉过他，人不是什么都可以吃的？

⑩看过两则报道，皆和树有关。一个叫朱丽娅·希尔的少女，为保护北美一株巨大的被称为“月亮”的红杉树，从1997年12月10日起，在树上栖居了738天，直到树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诺不砍伐它。还有，在瑞典的语文课本和旅游手册中，皆可见这样一件事：1971年，斯德哥尔摩，当铲车朝古树参天的“国王花园”逼近时，一群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高喊“拯救斯德哥尔摩”的口号，用身体当盾牌，挡在那些美丽的大树前……终于，地铁站绕道而行。多么幸运的树！而它们，也给新一代瑞典人撑起了盛大的精神荫凉。

⑪多么童话的心灵啊！其力量源于健康的生命知觉，源于天然的性灵和秉质，他们保卫的不仅仅是树，更是生活和生活的美学理想。

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的教育应该“树”出像树一样根深叶茂的人。

（取材于王开岭的同名散文）

材料一：

校园欺凌是一种长时间持续对个人施以心理恐吓、身体和言语侵害的恶意攻击。欺凌让受害者感到痛苦、羞耻、、尴尬、恐惧、忧郁，校园欺凌带来的伤害往往不可逆转。

欺凌有三大显著特征：重复发生性、伤害性和力量的不均衡性。

校园欺凌的加害方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群体。通常来讲，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肢体欺凌，女生受言语欺凌或性骚扰的比例较大。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有权力、体型、体能等方面的不对等因素，受害者无力进行有效反抗。

通常有三类学生容易被欺负：言行失当者、弱势族群、异类学生。这些学生大多人际关系不佳，潜在欺凌者会基于情绪（看不顺眼）及工具（钱及地位）目的而展开攻击。受欺凌者因力量失衡而无力反抗，或害怕被报复不敢告诉他人。这越发会让欺凌者得寸进尺、不断重复。

（摘编自《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学生？》）

材料二：

对于欺凌这一社会问题，加拿大一些学生家长和专家有不同看法和主张。有人认为孩子面对肢体欺凌时要打回去，而“停止欺凌”机构的专家则认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暴力升级，有时会使伤害程度加深。有人认为经历被欺凌可以磨炼孩子的性格，而专家指出欺凌会使孩子失去对他人的信任，损害孩子的自我认知和自尊，影响孩子健康的心理发展。有人也悲观地认为欺凌不可避免，孩子们总会这样做。

专家指出，如果学生、家长、教师和社区一起努力，就可以消除欺凌。欺凌行为可能是模仿家长、电子游戏、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的行为。根据某反欺凌网站的调查，93%的视频游戏对暴力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孩子会是一个不良的暗示。

（摘编自《加拿大校园欺凌面面观》）

材料三：

不同学习成绩的学生遭受校园暴力情况

不同胖瘦的学生遭受校园暴力情况

除了学生自身的因素以外，学校管理与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也对校园暴力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数据分析显示，农村学校在各种类型的校园暴力发生率上都要高过城市的学校。

（摘编自《有多少校园欺凌不该发生》）

材料四：

精神医学专家杨甫德对记者表示，不同的孩子被欺负后可能有不同的心理反应。有的孩子会生气、闷闷不乐。有的孩子可能会对施暴者产生怨恨，出现明显的报复心理，而且可能长期存在这种报复心理。还有少部分人遇事总是忍着，但是他心里并没有释然，长时间的压抑会导致其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遭受同学欺负导致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一定要及早去治疗。心理医生会帮他做心理分析、心理辅导，让他去做心理调整，从而找到突破口，让他跳出这个心理明影。只要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或者药物治疗，还是能够治愈的。”杨甫德说。

（摘编自《帮助孩子对校园欺凌说“不”》）

近400年来，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实现了人类社会大发展。但这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日暮途穷，愈演愈烈的资源枯竭、生态遲化、气候变暖就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敲响的警钟。现代化与绿水青山不能顾此失彼。我国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美丽”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创新。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不堪重负的地球“休养生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类社会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

中国道路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人类情怀。当前，人类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例如，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社会，让全体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有效回应。正因如此，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人类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世界是各个国家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各国相互角力的竞技场，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世界引向混乱。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中国道路就是这样一条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之正不仅在于通过巨大的实践成就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在于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并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新的世界发展图景中，不再是弱肉强食，也不再是赢者通吃，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没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别，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可以在“各美其美”中实现“美美与共”、在共商共建中实现共赢共享。它倡导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丰富了国际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问，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折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

（摘编自《中国道路在守正创新中越走越宽广》）

春节期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热映。对这部科幻片，不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认为其中的科学设定有误，也有明显的科学性硬伤，但我觉得，瑕不掩瑜。需要说明的是，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既然是小说，就该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的功能。说到底，科幻小说和科幻大片有助于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其本身不承担科普功能。科幻片上映后，传播面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会带动一个国家制度和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输出。

中国人在科幻片中“搏击太空”并不违和。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基调都是，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美国英雄出手才拯救了人类。在此类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流浪地球》向全球观众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人类面临危机时，是国产英雄力量通过中国人的方式站了出来。《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打破了部分人的认知窠臼：长期以来，国内对硬科幻市场的开拓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观众还不具备鉴赏力，也有人认为制作流程和技术上还不具备。《流浪地球》则用事实回应了这些质疑，使得中国人搏击太空的行为不再违和。

国内硬科幻电影创作力量还很薄弱。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资金需求往往上亿甚至十几个亿，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甚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职业科幻作家。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更是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既要有宏大的想象力，又要有细腻的真实性。在《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引力让地球加速，利用行星发动机进行重核聚变，建设规模宏大的地下城市等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在这方面，我们人才储备远不够。

硬科幻电影制作也需要全流程保障机制。美国科幻大片着眼于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这并非不允许“大胆想象”，而是要尽力避免伪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美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接机制，当导演、编剧等电影制作方需要对某个专业问题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把关，提供咨询意见。《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所在的大学为他参与电影拍摄提供学术休假和职位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既确保了电影的科普功能，也有助于彰显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提升大学的声望，这就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流浪地球》让我们迈出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电影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面对《三体》等更高难度的拍摄题材，建立硬科幻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保障机制，显然已箭在弦上。

（摘编自郑永春《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有删改）

摘下星辉献母亲

——追忆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王俊禄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万物抽穗拔节的小满时令，记者来到瑞安曾联松广场。广场上，曾联松铜像吸引着游人驻足：红色的花岗岩基座，古铜铸就的身姿，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举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构思五星红旗，似在眺望天际那一抹金色的曙光。

曾联松，1917年出生在滨海小城瑞安的书香人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学的并不是美术设计，似乎是神来之笔，他“摘”下“星星”这个璀璨的意象，与共和国的标识紧紧相连。1938年，曾联松参加***，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时，他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这家原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通讯社，在5月上海解放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曾联松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做点什么。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想：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日后的采访中，他吐露了心声：“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然而，仅有一腔热忱还不够，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四项要求，他几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第二，要有政权特征；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才能在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

“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

“一得之愚献祖国，五星旗海壮山河。”曾联松生前曾写诗表达自己为伟大祖国设计国旗的无上光荣。

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他用一辈子的生命追求一个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自念一生坎坷，书剑无成，贡献很少，报国不多。每临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国际风云多变，幸中华自强，国运亨通，柳暗花明，经济振兴，令人欣慰。”

（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