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著要有“烟火气”

陈达先

我是读者，也是作者；喜欢读，也写写。作为读者，我喜欢理深词丰、耐读能懂的东西；作为作者，又会专注自我，陷入生僻冷怪以为高的误区。作者与读者心不相通，是作者尤其是哲学论著作者的大忌。

当然，并不是任何读者都能读懂任何哲学书；也不能要求作者写的哲学著作和文章，任何人都能懂。术业有专攻，文化水平有高低之分，有专业非专业之分。但作为学者，应该考虑如何使自己写的东西能够让人读懂。这里有个文风问题。

哲学文章难写，通俗化的哲学文章更难写。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喊了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像当年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有影响的哲学通俗化著作。哲学大众化并非专注所谓文采、卖弄文词能做到的。章学诚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织工绣女之矜夸色彩已也。”哲学文章要让人懂，必须自己把道理吃透，先沉下心来下一番研究功夫。理不透，文不可能通。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没有弄懂的东西让别人听懂，甭说大众化，连小众化都难。

我们并不要求哲学都是大众哲学，哲学应该也必须研究一些高难度的哲学问题，但无论多高深，总要成书成文，要讲究文风，不能是天书。康德著作那样艰深晦涩，但康德也并不自夸，相反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常以不能通俗为憾。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方寸。”这很有道理。理只能用文字来论述，而论述就是讲理。不讲理，是空论。有理有论，才成为理论。哲学是哲理，不讲理，不是哲学。如果没有适合的表达方式，逻辑混乱，词不达意，再正确的哲学理论也难流传。真理需要用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才能深入人心，即入人方寸之间。

我经常对我的博士生说，希望你们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格写国人爱读的文章，写外国人也能懂的文章。我们写不出庄子式的寓言哲学，也写不出老子的韵诗哲学，时代不同，风格也不可能相同，但我们可以学学他们把哲学道理讲得那么深，那么有趣，一卷在手，欲罢不能。这才是功夫。《孟子》也很有嚼头，其中论辩、说理，都很有说服力，文章也很有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科学精神，但同样也需要战斗精神。有科学精神，才有理可讲；有战斗精神，才有勇气坚持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和文章，如果从头至尾没有“烟火气”，没有一点点热气，只有概念到概念，满篇都是建构、解读之类的东西，说内心话，我不佩服。

（摘自2013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1月8日，天津市海河医院“儿科停诊通知”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热传：“尊敬的患者/家属：因我院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目前均已病倒，自今日起儿科不得不停诊，何日开诊尚不能确定……”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儿科医生竟然只有3名。否则即便有人染病，也断不至全科“停摆”，可见压垮医生的，除了疾病，更有超负荷工作带来的身心俱疲。而其背后，则是“儿科医生荒”的不争现实。

据《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目前我国城市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生数仅为0．57人，农村为0．47人，而按照《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到2020年每千人拥有0．69名儿科医生”的目标，目前儿科医生缺口已直逼十万大关。随着“二孩”生育高峰期的到来，儿科医生将更显紧缺，“补缺”更不易。据统计，全国医学院校每年仅能培养1800余名儿科医生，但就在这本就不足的“后备军”中，还不乏有人“临阵退缩”，更别说近年来屡有辞职的儿科医生。

（摘编自2018年1月11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毋庸讳言，“儿科医生荒”早就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也比较清楚：一是儿科医生的培养有缺口，二是儿科医生的执业环境有缺陷。我国的医学院校自1999年起，儿科专业停招，代之以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仅仅作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存在。虽然在2016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开始合作恢复儿科本科招生，但儿科停招18年造成的儿科医生缺口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

医务界常常用“高风险、高负荷、低待遇”来描述儿科医生的执业环境。据了解，目前在各综合性医院中，儿科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而在专科医院，高负荷的工作节奏则令儿科医生们频生去意。以此次来势凶猛的流感疫情为例，2017年12月，天津市儿科门诊总诊疗人次环比增长4l%，急诊总诊疗人次环比增长68%。与之相应，全市儿科门诊医生每日出诊量增加了42%，儿科急诊医生每日出诊量增加了36%。超负荷应诊让许多儿科医生叫苦不迭。除了工作的高强度，更让儿科医生纠结的是不得不经常忍受无端的指责，承担难以预料的风险。抱怨、指责、谩骂，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这些执业风险是近年来儿科医生不断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2018年1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摘编自《调研：中国儿科医生工作现状，你所想不到的几个数据》）

材料四：

医治“儿科医生荒”需开综合药方，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医疗服务供需矛盾。除了千方百计稳定儿科医生队伍外，还要完善分级诊疗体制，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目前，我国只有53．2%的综合性医院有儿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儿科的仅占12．6%。此外，还要加强科普宣传，缓解儿科就诊压力。不少家长一遇到孩子发烧哭闹，就抱着去医院，在治疗过程中也容易因常识和信息掌握不充分而和医生产生矛盾。对此，有关部门要做好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宣传，开通多渠道咨询热线，指导家长从容应对，不盲目扎堆医院，就医期间更好地理解和配合治疗。

（摘编自2018年1月11日《工人日报》）

追忆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成“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京大学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20世纪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信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中文译稿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的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オ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皇皇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的《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俞平伯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钱仲联的《重修破山寺碑记》、吴小如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2016年2月4日《南方都市报》）

（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望的学术丰碑》）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