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丰富、有待进—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而不应仅局限在艺术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爙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经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会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踏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西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呈现，靠其演出行为形成艺术作品，实现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中，有些地区视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符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资治通鉴》是部怎样的书？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②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 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们疏忽了吗？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会发现了什么？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为什么是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

③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④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

⑥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其实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 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 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司马光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历史事件从以前的本书上剪裁过来，拼拼凑凑形成一本新书。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⑦所以，司马光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⑧当然，作为“史学双璧之”之一的《资治通鉴》，人们总会将他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较。《史记》的文学性之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 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 是最懂政治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 A 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 B 家笔下的历史。

⑨《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摘自 2015 年 6 月 10 日《中华读书报》，有删改）

严冬海猎

陈秉汗

（选自《2004年广东散文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