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就在于，它不仅以宗教的方式达到了对绝对的觉悟，而且从周代开始也以思想的方式追问与思考绝对者问题。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觉醒，也是一次更系统的觉醒。这次思想觉醒之所以也可以被视为一次“人文觉醒”，是因为它是通过更深入地追问、揭示人性本身来理解与朝向绝对整体者。也就是说，这次觉醒是通过探究人自身的内在存在来通达超越于人的绝对者，通过发现与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来肯定与见证整体者的绝对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人文觉醒”可视为一次“人文的宗教觉醒”。因此，先秦诸子既是一种人文思想，也都是一种“神学”。这次觉醒之所以被认为更具系统性，就在于它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大觉醒：

首先，它不仅是发现、承认与确信有一个绝对者，而且自觉地以更多的环节、事件来叙述、展示绝对者，甚至以更多的概念与分析来指示绝对者。在近代学者的研究中，通常会罗列出“天”或“道”的多种含义，比如根据儒道法墨文献中有关“天”的论述而把天分解为神圣的主宰之天、义理（伦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等，并以此论说人文觉醒的去神化乃至无神化。而实际上，在先秦的这些人文论说中，天的多重含义恰恰是被用来申述天的绝对性的不同环节：不管是义理之天，还是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甚至所谓物质之天，都可被归到作为神圣绝对者的“上天”之下，绝对之天据此获得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因此，在这里的天并不因被分解、分层而失去了绝对性与统一性，倒是因获得了更丰富的统一性而获得了更生动具体的绝对性。

其次，在重新确认与确信绝对者之为万事万物与一切美善之源头，因而是一切正当性之根基的同时，发现并确立了人在与绝对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在诸如“人能弘道”“人能修德以配天”“真人”能无待而任“自然”等这类论说里，都隐含着从人与绝对者的相互性关系角度来理解绝对者，理解人本身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人本身的绝对性存在的哲理。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人文觉醒既是对绝对者的觉悟，也是对人自身的觉悟。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次人文觉醒之所以为人文觉醒就在于它在宗教启示下通过自觉到绝对者而发现、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

第三，发现并申述了绝对者以人类能够认识并加以遵循的某种原则来体现、实施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意志或意旨，因此，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生活。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群体（国家），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满足各种自然欲望，更不是只按自然欲望行事而为所欲为，而是首先要遵循与担当一些来自上天启示给我们的原则，比如通过圣人作则而垂示给我们的规范，或者通过上智者之先觉而显明给我们的仁爱法则。因此，人类的生活并不只是活着，不只是享受各种感性欲望的满足，而首先是要贯彻、遵循某种神圣原则，成就某种神圣事业。

因此，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实质上是深化了对绝对者的觉悟与论说。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学一样，周代诸子百家的人文思想也是一种神学。如果说周代之前的宗教觉悟启示了人文思想，那么后者则深化并增强了关于绝对者的觉悟与信念。就此而言，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如近代学者推断的那样削弱甚至取代了对天或神的绝对性信仰，相反，倒是加强深化了这种信仰。

（摘编自黄裕生《中国文化具有“本原性”在文明相遇中成就自身》）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在世界范围持续发展，跨时空的全球性交流互动不断由经济、科技领域走向 政治、文化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文化一体化、世界文化趋同化、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决定政治、文化全球化，世界市场使得消费主义走向全球各个角落，而通信、交通和网络的超地域性加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融合，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最终趋同。事实上，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其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固有文化传统， 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伪命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同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经济发 展、国家治理、民众生活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因而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同民族和国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决策，并相应实行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基于维护与发展自身利益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中，连经济都很难趋同，就更谈不上所谓的文化趋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生存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否认这种差异，盲目推动趋同，不但会导致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而且将导致民族文化衰落和国家衰亡。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的文化，企图让所谓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消融在单一西方文化中，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

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强力输出物质商品、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 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应当认识到，西方国家鼓吹“文 化全球化”，目的是要加速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以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域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 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编自刘焕明《人民日报》2018年3月14日07版，有删改）

毕生铸盾为报国

1965年，钱七虎在苏联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获得工学副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当年，新中国有不少归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大家，比如钱学森，回国之后的任务是带领团队造导弹、造原子弹。而钱七虎的任务，是跟钱学森等科学家唱“对手戏”——做防护工程。

“如果说核弹等是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坚固的‘盾’。”钱七虎说，如何铸就钢城铁盾，是国家给他的任务。而从那时起，为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也就成了他的事业。

20世纪70年代初，戈壁深处传出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人们欢呼庆贺之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中国科研人员，不顾自身的安危，迅速冲进了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在核爆现场，钱七虎往往有着敏锐独到的眼光。比如，他发现核弹爆炸后，飞机洞库的防护门虽然没有被严重破坏，里面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发生了严重变形导致无法开启。最终，钱七虎利用有限单元法进行工程机构的计算，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变形控制等设计难题。

为了缩短防护门的启闭时间，他创新提出使用气动式升降门方案。

但面对厚重的大型防护门，试验一次次宣告失败。钱七虎说：“气动试验做了几十次，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失败了总结一下，就接着准备下一次试验，每一次试验过程都是学习提高的过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钱七虎成功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飞机洞库防护门。那一年，他38岁。

后来，为了系统深入研究防护工程问题，钱七虎带领团队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著名高校、研究所和厂家，先后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套爆炸压力模拟器、首台深部岩体加卸荷实验装置，提出了16项关键技术方案，解决了困扰世界岩体力学界多年的数十项技术难题。

与时俱进，钱七虎进军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的系统研究。经过近千次细致的推导计算，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经过多年研究，他和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构建了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研究了地冲击诱发工程性地震的不可逆运动规律和深部施工灾变孕育演化机理，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奋斗一甲子，铸盾六十年。”陆军工程大学校长王金龙说，钱七虎院士参与并见证了我国防护工程研究与建设从跟跑到并跑，再到有所领跑的全过程，为铸就我国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做出了杰出贡献。

（选自2019年1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将把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成立基金会，重点资助更多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子女有学上、上好学。谈及捐献的初衷，钱七虎说：“我就是在国家的资助下成长成才的，现在很多贫困学生，如果能像我一样完成学业，将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钱七虎和夫人袁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心系慈善事业，近三十年来长期资助烈士子女和成绩优异的贫困学生。除了参加“希望工程”捐助活动，先后资助青海、贵州等地的20余名贫困儿童上学，还在家乡昆山设立瑾晖慈善基金，资助当地的贫困孩子上学和孤寡老人生活。另外，每当通过媒体看到困难学生时，钱七虎也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多年来，资助金额累计已达100多万元。

（选自2019年1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铁路开通，2018年“八纵八横”高铁网初具规模，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0到可以绕赤道半圈，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十年来，京津城际、京沪高铁、郑西客专、哈大高铁……一条条高铁开通运营。2012年12月3日，中国自主研发的“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路段试车，以486.1公里的惊人时速再次刷新高铁世界纪录。2012年12月26日，世界里程最长的高铁——京广高铁正式全线通车；2014年12月26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铁——兰新高铁全线贯通；2017年9月21日，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京沪高铁“复兴号”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高铁十年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成功开辟了新天地，扩大了人们的生活半径，不仅改变了城市间的距离，也悄悄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异地置业，跨省上班，双城生活。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2018年8月2日）

材料二：

2004年，铁道部发布了高速铁路的招标公告。凭借国际大佬的地位，德国西门子向中国开出了“天价”转让费：每列原型车的价格3.5亿元人民币，而技术转让费高达39亿元。此外，他们对标书不响应之处多达50项。

然而事实证明，西门子显然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不买他们的账——竞标首轮，西门子便被无情地扫地出局。最终，识时务的日本、法国、加拿大公司中标。西门子输得很慘，出局直接导致其股价大跌，谈判负责人引咎离华，在华谈判团成员全部被撒职……

没有谁会对中国市场视若无睹。一年后，西门子再次参加时速300公里以上动车组的竞标。面对中方给出的更加“苛刻”的竞标条件，西门子不仅将关键技术悉数打包进标书，技术转让费也从上一轮的3.9亿欧元降到了8000万欧元，并无条件接受中方的技术转让方案和价格方案。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

材料三：

凭借短短约26公里的高铁香港段，香港将于9月23日正式接通2.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从此不再是高铁“孤岛" ，得以进一步融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共享国家发展红利。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形容，高铁香港段是一条打通香港与内地的全新“大动脉”，标志着香港正昂然迈进新里程，“前路尽在掌握，让香港再创先河，展开全速前进的新一页”。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恩荣认为，香港作为国家最开放的商业城市，如能接通国家庞大的高铁网络，肯定可以提升竞争力。香港拥有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人员往来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发展。故除了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外，高铁香港段可以为香港高增值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地产、贸易及物流业等，带来正面帮助，进而推动香港经济发展。

港人“北上”就业、投资及创业将越来越活跃，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高铁带给香港经济最大的效益。高铁亦可带动内地民众到香港投资、设立公司分部等，为香港经济增长带来正面贡献。还有人预测，港人通过旅行团、个人游体验高铁的快捷便利后，或会逐渐养成“坐高铁”习惯，部分人甚至会搬到大湾区居住，这些都是高铁新时代可能带来的改变。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9月19日）

材料四：

2014年6月24日，中国与欧洲国家马其顿签署了出售6列高速列车组的协议，这是中国高速列车首次出口到欧洲。同年7月25日，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工程通车，这是中国在海外参与修建的首条高铁线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铁加快了迈出国门的脚步。

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高铁走出去也迎来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国内到国际，由点线到跨洲越洋，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搭乘中国列车的便利，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众多国家的选择。而中国高铁发展也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开放合作。

客观地说，在新的出海征程上，中国高铁还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国际高铁市场上，隐蔽性或技术性的国际贸易壁垒一直存在。以欧洲为例，中国高铁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必须采用欧洲标准，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设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不仅要交纳不菲的认证费用，而且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中国高铁“走出去”，有时还面临知识产权方面的阻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0月26日)

暮雨乡愁

张清华

①一个人在外面呆得久了，方知古人在诗歌里所写的那些思乡的愁绪，并非尽是“强说”的装点之辞。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日暮时分，烟波江上的愁思不知不觉地就弥漫开来。海德堡冬日的白昼格外短促，刚刚还是中午，一转眼就到了黄昏，薄暮乍起，惨淡的云如烟如雾地浮起来，涅卡河边的那些形体巨大的柳树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的枝条，几天前还挂满了深黄的枯叶，而今已如此寥落寒怆，还有那些枝条如乱箭般高插云霄的杨树，在冬日的天空下也显得格外苍凉凄楚。这些特别带着东方色彩的草木，似乎特别能够勾起人思乡的情怀。还有河边的那群大雁，它们散乱在草地上，整理着羽毛，在风中发着呱呱的悲鸣，看样子这个冬天它们是不准备离开这里了。眼前的这一切明明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在那么多古典诗词里被反复吟咏描画过的意境，而今却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迢迢万里的西洋夷域，怎不让人生出人面桃花、物是人非的莫名心绪。

②人们总是把乡愁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依恋或对故地的追忆，其实这样的理解未免太褊狭具体了。事实上乡愁是一种真正的绝望，一种生命里同来俱在的愁思。愁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它的方向是遥远的过去；乡愁不是恋物，而是自恋，它所牵挂的不是那片事实上常常显得很抽象的祖居之地，而是悲悼自己的生命与韶光。古往今来那么多思乡的诗篇，细细想来，原来都是歌者在哀叹岁月的逝水对自己无情的抛掷。海德格尔说，“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看起来这是一个空间的理念，但细想这故乡仍不过是指人“长大的地方”，因为那里印下了稚儿的足迹，他的生命中最初和最美的部分抛洒在了那里。生命的家宅，记忆的归宿，稚儿离开了那里，是因为童年那美好的时光已挥手远去，他已踏上被命运抛离的注定远游他乡的不归途！这真真正正是永世的分离，便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情景，一旦你回来追寻，也早已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伤心之地。

③我便想象那位初唐的诗人，在登上幽州古台时的悲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原曾觉得他的悲号未免有些夸张，但今想来，那命运对每个生为凡胎的肉身不过就是这样设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任凭你把酒问青天，悲呼浩叹，天道总不会屈就人道，肯给你些许丝毫的通融怜悯。因了这个宿命，中国的诗人骚客们，自汉以后便都变成了唯美的感伤主义者，他们是文人，但同时又是诗哲，我想中国的文学中之所以有一个很特殊很强烈的乡愁的传统，恐与这种生命本体论的哲学，和他们悲剧论的人生观念不无关系。

④一个人在冷雨中独立前行。便是把你想象成那行列中的来者，你终究也是你自己。来者和去者，在那永恒的天道中相差多少？想到此，剩下的便只是释然。感伤主义并不见得就是只懂得颓伤，如果是导向对生命的深在和洞悉的认识的话，感伤当然也包含了真正的彻悟和坚强。因为一切并未缘此而中辍，因了那永远的乡愁，他们去作那不断的远游。因为真正的家乡是没有人能够返回去的，你看见了苍茫的来路，但循着那布满荆棘的路途回去时，看到的无非是一个愁字，就像鲁迅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的一样，你看到的是变了的一切，而别人看到的则是变了的你，月光下的故事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童年时的伙伴促膝而坐也如不曾相识，这就是故乡——鲁迅小说中的诗。没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即便是置身于故地和亲人中间，也仍有一种命定的深深的孤独。更不要说在那脉脉温情之外，还布满着温柔的陷阱，在那缱绻的话语中间，也还响着令人心寒的弦外之音。亲情和爱在那里相迎，仇恨和刻毒也定然已经久候。

⑤然而这也终究改不了那份执著又强烈的向往与追怀。你知道，那些忧愤与不平，实际上早已经与那份情感的执拗断了关系，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者，纵然那故地已是泥泞的陷阱和煎熬的火坑，你也跳定了。

⑥永世的来路，无悔的方向。暮雨中思乡的旅人，她正离你越来越远，也离你越来越近。

（取材于作者同名散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