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每年的一月份，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叫“年度最佳”的散文选集差不多同时上市。这些选本代表着不同选家的视野、视角以及文学审美的水准，书名相近或相似，但入选的作家和作品重叠的却在极少数。作品丰富多彩，但取得广泛共识的名篇少；散文的“审美规则”差异着，复杂着，也鲜明独立着；散文的读者多，“市场空间”大。一年里同时出炉多个“最佳”选本，意味着每一本都不是最佳，代表的都是局部，是最佳方面军。普通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偶尔碰上”，选购其中的一本。做散文研究的人要多破费了，要把这些书收集全，因为每一本都有突出的特点和让人眼亮之处。客观地说，散文这种文体的内在属性也决定着很难编出一本既包罗万象也突出年度特征的权威选本。

②读到一篇好的散文，如在夜幕上看到一颗更亮的星星。如果仅仅是数星星这件事，可以摸着黑，在自家阳台或院子里干，但编年度选本，不能摸着黑，也不宜站在自家院子里，最起码要有大量的阅读，还要拔掉篱笆和界桩，正因为如此，年度文选的工作才让人尊重和期待。

③散文年选这件事告诉我们，如今的散文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文学写作也不宜格式化，或“标准化”。一座山可能是连绵的，重峦叠嶂，山头林立，但最终是朝向一个主峰的。文学写作是千手千眼，千姿百态的，但也须朝向着艺术审美的那个最高处，叫境界也好，叫太虚也好，应该有一个。

在信息时代，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种电子屏幕，我们便可以把这种阅读方式称为读屏。信息社会给阅读带来了变化，创造了很多新价值，这是无疑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价值，这些负价值构成了潜在的危机，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需要警醒。

大量的信息蜂拥而来，让人应接不暇，它让人感觉接触的信息多了，而积累的知识却少了。一来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构成知识，不是所有信息都具有价值和意义，“真正重要的讯息会湮没在一大堆不太重要的讯息中而难以识别”；二来因为构成知识的那部分信息，若要积累下来，并成为人们智慧的一部分，需要认真理解、品味，光靠浏览是不够的。一位法国哲学家、控制论专家这样写：“信息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我们仿佛拥有了关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信息，但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却越来越缺乏意义。”信息因为有意义和价值才成为知识，知识转化成改变世界的工具时，它才成为智慧。在今天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无知不是错读了许多书，而是错误地被无意义、无价值的信息包围，而无法静下心来真正地阅读。

在信息时代，在数字互联网时代，充斥网上的海量信息有的简直连信息都不能算，只能将其视为垃圾，因为它们要么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花边”或“八卦”，要么是耸人听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假信息或假知识，要么是质量低劣的胡编乱造。虚假信息、不准确不科学的知识在网上肆意传播，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互联网为所有人提供了写作和发表的平台，本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不设任何门槛、没有任何严把质量关的“守门人”，使这件事情有了变坏的风险。另一方面，便是经济原因或市场利益驱动。“信息可以同时表现得太廉价和太昂贵”，“当信息变得太廉价时，注意力就变得昂贵了”。大量真真假假的廉价信息甚至免费信息，却隐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其实售卖虚假信息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售卖假药。不同只在于，假药毒害身体，假知识毒害精神；假药的后果可能立竿见影，假知识的后果犹如慢性毒药。

人们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着应有尽有、跨越时空的信息，应用这些信息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因而充满着兴奋感和满足感。但久而久之，人们便对大数据和搜索引擎产生了依赖，仿佛离开了它们自己便无法行动了。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即当人们开始搜索或试图在网上获取信息时，有关个人的信息就随之被记录了，个人便成为大数据本身被计算和运营，个人的思想也被有意识地“启发”和导引着，个人被“大数据”运营着，成为任由信息摆布的奴隶。其实，在生产和生活中，我们已经沦为了信息的奴隶。例如，离开了电脑和电子邮件，我们无法工作了；不依靠导航系统，我们不会走路了；离开手机，会产生孤独感甚至恐惧感，好像自己被世界抛弃了似的。

（摘编自于殿利《阅读的三个时代·读屏时代与信息革命》）

关于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不见得总能读到一种以上的书。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提出问题，以学习到有关的事实——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不过，这并不是阅读历史的惟一理由。可能会有人说，只有专业历史学家，那个写历史的人，才应该严格检验他的资料，与其他相反的论点作仔细的核对验证。如果他知道关于这个主题他该知道些什么，他就不会产生误解。我们，身为历史书的半吊子读者，介于专业历史学家与阅读历史纯粹只是好玩，不负任何责任的外行读者之间。

让我们用修昔底德(Thucydides)做例子。你可能知道他写过一本有关公元前五世纪末，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实，这是当时惟一的一本主要的历史书。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查证他作品的对错。那么，我们也能从这样的书中学到什么吗？

希腊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国家。一场发生在25世纪以前的战争，对今天的我们真的起不了什么作用。每一个参与战事的人都早已长眠，而引发战争的特殊事件也早已不再存在。胜利者到了现在也毫无意义了，失败者也不再有伤痛。那些被征服又失落的城市已化作烟尘。事实上，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伯罗奔尼撒战争所遗留下来的似乎也就只有修昔底德这本书了。

但是这样的记录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修昔底德的故事——我们还是觉得用这两个字很好——影响到后来人类的历史。后代的领导者会读修昔底德的书。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处境仿佛与惨遭分割的希腊城邦的命运一样，他们把自己比作雅典或斯巴达。他们把修昔底德当作借口或辩解的理由，甚至行为模式的指引。结果，就因为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观点，整个世界的历史都逐渐被一点点虽然极为微小，却仍然可以察觉的改变所影响。因此我们阅读修昔底德的历史，不是因为他多么精准地一目十行描述出在他写书之前的那个世界，而是因为他对后代发生的事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说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阅读他的书是为了想要了解目前发生的事。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性。”他的意思是诗更具一般性，更有普遍影响力。一首好诗不只在当时当地是一首好诗，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好诗。这样的诗对所有人类来说都有意义与力量。历史不像诗那样有普遍性。历史与事件有关，诗却不必如此。但是一本好的历史书仍然是有普遍性的。

修昔底德说过，他写历史的原因是：希望经由他所观察到的错误，以及他个人受到的灾难与国家所受到的苦楚，将来的人们不会重蹈覆辙。他所描述的人们犯下的错误，不只对他个人或希腊有意义，对整个人类来说更有意义。在二千五百年以前，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所犯的错误，今天人们仍然同样在犯——或至少是非常接近的错误—修昔底德以降，这样的戏码一再上演。

如果你阅读历史的观点是设限的，如果你只想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那你就不会从修昔底德，或任何一位好的历史学家手中学到东西。如果你真把修昔底德读通了，你甚至会扔开想要深究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念头。

历史是由古到今的故事。我们感兴趣的是现在——以及未来。有一部分的未来是由现在来决定的。因此，你可以由历史中学习到未来的事物，甚至由修昔底德这样活在二千年前的人身上学到东西。

 (节选自艾德勒、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材料一

经历了连续几年票房的高速上扬也经历了2016年票房增速趋缓的“冷静期”，2017年，中国电影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布数据：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559.11亿元，同比增长13.45%；国产电影票房301.04亿元，占票房总额的53.84%；全年票房过亿元影片92部，其中国产电影51部；城市院线观影人次16.2亿，同比增长18.08%。这些成绩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步向稳健，电影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更加稳固。

据专业人士分析，2017年票房成绩的取得，有赖于国产现实题材影片的成功与电影院及银幕数的不断增加。另外，观众的成熟度在提高，非理性和粉丝消费在减退，电影的口碑在票房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冈仁波齐》《二十二》等艺术类电影获得高票房的原因。

（摘编自《中国电影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材料二

《红海行动》这部以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真实事件为原型的影片，在最初排片、票房双双低开的情况下，凭借惊人的口碑一路逆袭，成为今年春节档最大的黑马，票房突破35亿元，荣登今年春节档票房冠军。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红海行动》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可谓意义重大，它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美学的提升，“没有电影产业的工业实力、专业化的电影团队，很难想象能拍出这样的大片”。

人民日报社记者刘阳表示，《红海行动》“观影热潮”背后体现了观众对于生命和个体认知理解的进步：“电影设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动用军力去拯救一个公民的生命？电影表达的内在感情是中国当代社会对公民权益的珍视，这种进步体现了电影创作与当代生活的不断贴近。”

（摘编自《<红海行动>“红”在哪儿？》）

材料三

2016年，中国银幕总数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全球容纳量最大的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市场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二，与全球第一大市场的差距逐渐缩小。

如果说票房只是衡量产业发展的一个数字指标，还不足以说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那么，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则可以看出，2018年春节档期满意度得分为83.4分，是迄今为止春节档调查中的最高分。这一切，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实施，它将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电影产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国家支持创作、摄制各类优秀国产影片，地方政府对电影创作、摄制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帮助；在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用汇等方面对电影产业采取优惠措施，激励资本投入，降低运作成本……电影从业者们一致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那一天开始，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将电影产业视为重点，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各部门都开始积极配合电影产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电影，势头正劲》）

材料四

3月5日，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创造56.8亿票房奇迹的《战狼2》未能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九强名单。

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电影难以攻陷奥斯卡，一方面是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对好莱坞规则的不熟悉。而资本的力量对中国电影在这两方面的提升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从文化融合角度而言，随着中国资本的深度介入，中外合作越来越多，双方在文化领城的相互了解与尊重也会越来越多，这无疑会让海外主流社会以及奥斯卡的评委们更进一步接受中国文化，为未来中国电影进军奥斯卡铺平道路。

从制作体系来看，资本的介入将促使中国电影人和好莱坞更深度合作，从以往简单翻拍、模仿，老外担任制片人，发展到切入核心制作，深度学习好莱坞工业化，甚至是全球发行体系等完整产业链的合作。这种合作将促使中国电影人系统学习好莱坞的全球化视野和工业化操作流程，为中国电影最终赢得奥斯卡，乃至于借助电影为中国文化海外输出奠定基础。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中国电影迟早会走向世界市场。而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也将会十分有助于中国电影“走出去”，“硬实力”对“软实力”的支撑，必然会一步步地彰显。另外，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电影的发展最忌讳的是完全以市场来衡量的功利主义，拒绝单一、培养真善、推动电影艺术和技术观念的更新，才是电影发展的真谛。

（摘编自《中国电影冲奥又一年 资本力量或能打开突破口》）

经学史上，素来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说法。今文经与古文经，最初是指以今文（汉隶）、古文（籀书）两种不同的字体写成的经书。

我国古代文字从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发展到战国时代，字体屡经变迁。战国时秦国境内，基本上通用“籀书”，亦称“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籀书”的基础上加以简化成为“小篆”，或称“篆书”。秦代的“书同文”即以这种篆书来作为标准的字体。至于六国境内的文字，与籀书、篆书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如战国古钱币、青铜器、近几十年出土的楚简上的文字以及《说文解字》中所载“古文”，均属此类，有的学者统称之为“晚周古文”。这种古文字由于地区及时代早晚不同，差别较大，但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所以习惯上统而言之曰“古文”。

战国后期，除了大篆和这些“古文”外，还出现了一种字体，就是“隶书”。在秦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权（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铭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间流行的字体则主要是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体。所以在汉代人看来，隶书是当代的字体，因此名之曰“今文”。经典若是用战国古字写的，就是“古文经”，用隶书写的就是“今文经”。

今、古文经的字，难免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有时今文经正确，有时古文经正确，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古文经虽以六国时的古文字缮写，但从西周或春秋时代传到战国，中间也难免有抄错或记错的地方。今文经虽大多是汉人写的，但有时因为依据的底本好，也可能反比某些古文经为胜。今、古文经的异字的成因，大致有四种情况：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其中，假借字数量最多。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体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就对于经典内容阐释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董仲舒提岀：“《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他不承认经典本义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今文经学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的阐释历久弥新。

古文经学多把六经当成信史，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作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他们的训释成为后人理解古籍的重要参考。

（摘编自边家珍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