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

①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经济学视角诠释语言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著名经济学家马尔沙克。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

②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说语言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大师索绪尔就定义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但是，仅按照信息论的观点理解语言交际过程的程式“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是不够的，它忽视了语言的经济功能以及所具有的产业特征。语言和经济是密切联系的，如果说经济理论是对人类相互作用中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话，那么，人类相互作用中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便是自然语言。用经济学的视角来诠释语言，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更重要的应用价值。

③目前理论界对语言产业的定义还没有清晰地提出来，语言产业的研究少之又少，但这一问题十分重要。语言产业是这样一种生产和服务活动，他主要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语言服务，满足国家或个人对各种语言类产品或语言服务的多层次的需求。从微观上讲，各种语言类产品能够提高个人语言技能，增加个人人力资本，满足个人多层次的经济需求。从宏观上讲，各类语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有效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据格林统计，英国就凭借着强大的英语产业，源源不断从各国获益，每年可以从中获得100亿欧元的净利。如果考虑投资方面的优势，英语国家每年可以获得170亿至180亿欧元的收益。

④语言产业外延很广，大体可以包括语言推广、语言教育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康复、品牌命名、计算机语言，以及对于以上语言服务支撑的技术产业。各国或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也会出现具有本民族或者区域特色的语言产业。

⑤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化最核心的载体。什么是文化产业？有众多学者给予了定义，但都大同小异，例如有学者这样定义：文化产业是生产者以市场为基础，以专业分工为条件，以资本为动力，为消费者提供满足其审美、求知、群体认同等文化需求的过程。文化产业包括报刊杂志业、影视音像业、出版发行业、旅游观光业、演出娱乐业、工艺美术业、会议展览业等等。从文化产业的外延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所衍生出来的职业基本上都与语言有关，体现了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载体，语言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产业的发达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比如说好莱坞的电影行业，能够占领全球市场，主要于其语言的强势和语言产业的发达。

⑥许多教育活动及其硬件的生产，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组织，形成了与其他产业相同或相近的特征，于是形成了教育产业，包括一些教育机构本身的企业化运作，为教育提供各种服务和各种硬件产品的企业以及非企业化却已市场化的教育活动等。由于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所以也可以说，语言和语言产业是教育和教育产业的基础，语言教育产业本身就是教育产业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语言产业的一部分。语言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因此，语言产业的业态支撑点是教育。语言产业尤其语言教育产业的发展以及语言产业链的延伸离不开教育产业的发展。

⑦“语言经济”比“语言产业”的外延要广，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活动的核心部分，但非全部，因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并非所有经济活动都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语言经济也是如此。语言经济与语言经济学当然密切相关，语言经济学本来就是把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关的因素作为表征变量，用经济学的工具来测度语言产业的成本收益、语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语言的经济力。因此，可以认为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也是语言经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契合点。对语言产业的研究是语言经济学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体现。

⑧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产业发展迅猛，比如，2008年欧盟语言产业营业总额达到84亿欧元，未来若干年将每年至少增长10%，语言产业因此列入若干最高增长产业之一，预计到2015年欧盟语言产业营业额将达165亿至200亿欧元。

⑨目前我国有总体的语言规划和一些语言战略措施，但还没有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语言经济战略或语言产业战略。笔者认为，应尽快统筹相关部门和组织有关领域的专家，制定国家层面的、宏观意义的、指导性的、有配套措施和政策的语言经济战略或语言产业战略。

《光明日报》（2012年03月02日）

作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体系，以王阳明《南赣乡约》，朱熹《朱子家礼》吕氏四贤《蓝田乡的》等为代表的乡约圭臬，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发挥乡规民的在乡村振兴中的秩序生成功能。为了对叛乱初定的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王阳明制定《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同时构建起官府主导推行的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合一的乡治模式《南赣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强调相互帮助、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就今天来说，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秩序稳定是保障。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出现的理事会议事会等创新模式，为乡规民约秩序生成功能的时代转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道德培育功能。南宋淳熙三年，大儒朱熹从恢复道德礼仪出发，制定了《家礼》。《家礼》在民间迅速传播，几乎家藏一本，人人得见而遵行之。朱熹根据儒家倡导的由“尊祖、敬宗、收族”扩展到“严宗庙，重社稷”的家国意识，从《家礼》扩展到《乡约》，亲手制定《增损吕氏乡约》，合并了乡约和乡仪的相关内容，并且增加了“读的之礼”。这为后世乡村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内核和形式架构，影响深远。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涵泳功能。北宋熙宁九年，由京兆府蓝田儒士吕大钧首先提出在本乡推行一种新型的地方规范，根据自家《家规》制定了乡的规范，并在陕西蓝田的局部地区付诸实行，称为《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开篇即规定”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采用自上而下的原则。《吕氏乡约》奠定了乡约组织规范的基础，后世多沿袭之。明成祖把它列于性理成书，颇降天下。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名臣硕儒如方孝孺、王阳明、吕坤等都致力于推行乡约，许多乡绅也在本乡本土提倡或率行乡的，这对乡约规范的制定和乡风文化的养成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传统的乡规民约是有纲领、有价值观基础、有内在灵魂的，倡导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笃耕耘、课诵读、息争讼、戒赌博等内容。这些乡风乡箴，均是从孝扩展到忠，从家扩展到国，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谱系。我们要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乡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其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

（摘编自刘志松《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光明日报》2018年5月2日）

1月10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经济日报记者的联合采访。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5G将带来什么？如何推动？

苗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作用日益凸显，5G具备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连接的特点，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深入到各行各业，加快生产活动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升级，激发出如智能网联汽车、远程医疗手术等各类创新应用，改变我们的社会。5G将构筑万物互联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引擎。我们不仅要建好5G，更要想方设法解决好5G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加快促进5G终端成熟。5G芯片、终端的研发进程正在全力加速，力争5G终端尽快与用户见面，部分企业有望2019年中推出供用户测试使用的手机。加快网络建设进程。201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放了5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下一步将开展5G规模试验，着力打造城市级的高质量5G精品网络。加快培育5G融合应用，不断深化基于C-V2X的车联网标准体系、产业协同和示范应用，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和5G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动5G与农业、交通、医疗、教育等各领域的协同创新，集各方力量共促5G应用发展。

（摘自《中央发布未来动向 城市级5G网络成为发展重点》,《人民日报》2019年1月11日）

（资料：公开资料整理）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如果找到华为违法出口的不利证据，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华为进行行政处罚和商业制裁。继制裁中兴之后，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巨头华为不断进行打压，可一直拿不出证据。

美国为什么要在科技领域制裁中国？无非就是因为中国在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的速度越来越快。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快速增长，用不了10年就将超过美国，这让美国意识到按这种速度发展，中国在科技领域超越美国是早晚的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借贸易战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与过去相比，中国在5G技术中已经获得国际领先地位，和美国已经可以分庭抗礼。然而，美国的制裁没有让中国停步。据媒体报道，我国有关部门已批准联通、电信、移动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5G网络。从我国三大运营商的实验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5G网络的商业布局已经展开，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网络布网测试。

（摘自《美国制裁也没用，中国的5G即将到来！》，2018年4月网络新闻）

5G的未来很美好，但在具体应用时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网络实施方面，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从时间上看，网络实施任务艰巨，需要大家一起携手克服困难。投资效益也是摆在运营商面前的重要挑战。5G投资需要大规模投资，未来5G基站量将是4G基站量的2倍，5G网络建设对运营商的投资要求至少是4G的1．5倍。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是运营商面临的挑战。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也是难题。5G的发展实现了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物联网的阶段，但是垂直行业和2G市场完全不一样，怎样去洞察行业需求？我们的解决方案需要完全定制化，用户认同也需要一定的周期，尤其是我们需要跟行业本身共同投入、联合创新。这和4G以及过去的3G完全不一样。范式变革也是面临的挑战之一，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出相应变革去适配。无论是运营商公司内部，还是合作伙伴的公司内部，管理体系、价值体系可能都需要发生变革，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G的发展。

（摘自《5G商用四重门：美好的未来和前所未有的挑战》，2019年1月）

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常常形影不离。

第一，以借景抒情为主、以叙事造势为辅，是诗词曲之韵文文体。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故事为主线的叙事诗，如《七月》《长恨歌》等；另一种以抒情为主，情中带事；还有一种是事隐藏于诗情画意之后，明其事方可体会诗境和真情。其中，第三种最知名的应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此诗的关键词是“古人”和“来者”。这两个词隐含着一段诗人以乐毅自居、欲在军中施展抱负却反遭贬罚的悲伤故事，以及古代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的佳话。由此，“古人”和“来者”都是比喻伯乐。自信有乐毅之才的陈子昂，却找不到可识其才的伯乐，不由得怆然涕下。这样一来，叙事与抒情依然相从相生，只是事隐于情之后。

第二，以叙事为主，以造境写意为辅，是散文、小说的非韵文文体。其中，小说虽然主要是叙事的，却常伴有诗词曲赋和诗情画意的场景；唐传奇则倏忽奇变，给人诗情画意的美感，实为以诗思、诗笔叙写小说。就长篇小说来看，我们就不时能看到其中夹杂着诗情画意的场面。在《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刘备招亲”一类的场景画面屡见不鲜。在《西游记》《水浒传》中，也常见给人带来闲情逸致之乐趣画面。而《红楼梦》叙事如画，愈读愈感诗情画意充盈其内。且不要说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单小说第一回写甄士隐的故事，便可谓一部《红楼梦》的缩影和解读之文眼。一僧一道之《好了歌》，贾雨村中秋吟月之诗，“贾雨村”“甄士隐”的谐音寓意，处处暗藏玄机。

抒情与叙事、诗意与故事形影不离现象的根源在汉字里。甲骨文字里的象形符号至少有两大类：一类是表意的物象符号，如山、水、日、月、鱼、马、牛、羊，一般表现静止的意义，多用来造境写意。另一类是事象符号，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一定空间和时间长度的符号。比如“奠”字，上面是一个盛酒的容器，下面是一个有腿的长台子，将一大容器的酒搬放到一个大台子上，为的是祭祀神明或祖先。一般来说，物象符号多由单一的符号构成，事象符号则由多个物象符号构成。这种事实表明，事象符号是物象符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产物。物象符号一旦进入事象符号群里，原来静止的属性就会被激活起来，从而具有动态性。由此，物象符号和事象符号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存关系。这种相互依赖性和同生性，正是中国文学中抒情与叙事、写意与故事同生共长的根源。 

（摘编自许建平《读懂中国文学，还得从汉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