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典？尽管我们首先会想到文学经典，但不应该忘记也有宗教经典——不同宗教的不同经典、哲学经典、政治经典、法律经典以及经济经典，它们分别表达并阐明各领域里的通行的惯例。文学传统之外的经典文本的存在使得重新评价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变得具有相对性。文学经典的改变并不能直接影响我们对生命和社会各方面的想法。因为文学经典既关注人们的个人生活如爱情、孤独和死亡，同时也关注个体同他人的关系，比如他和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以及从大的方面来说，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和社会角度来说，所有文学经典的结构和作用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力的人支持下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这些文本被认为能够满足特定的需要，它们为人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选择，它们提供着针对人们在真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难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选文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并被应用于教育。

然而，经典不能只被描绘成一组文本，它的空间的、时间的和社会的维度也一定要被说明。我们不能只是表述为一个文学经典，即使是现代作品，因为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心中指的是中国经典还是外国经典或者二者都是，即世界文学经典。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考虑的是出于学校教育目的的相对严格意义上的选本，还是文学史或批评史上提到的相对宽松的选本，还是只是小说和诗歌中偶尔提到的文本。往往还会有一个由出版社和书店提供的更为宽松的选本，因为总有一些不受机构权力干涉的非主流作品的印刷和买卖。简言之，我们讨论的是“谁的”经典。每一个经典都有自己的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范围，有它自己的市场，在那个范围里，它自己的些许僵化的规则调整着文学权威（教育者、批评家或其他专家）和一般读者之间的关系。

有几种确认经典的方法。我把经典定义为一组知名的文本。经典的确立是那些参与文化生活的人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选本迎合了这种共识。另一种发现一个经典的实证方法是由罗格林提出的。他认为某个经典是被受过教育的读者记得并作为一种共享知识存在于他们心里的，而批评家意识到这种共享知识并会在他们的书评中不经意地提到。因此他相信文学评论家的经典是由那些在评论其他作家时常被提到的作家和作品组成。

发现一个读者群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是以问卷的形式来询问他们的阅读倾向，了解他们的阅读偏好。前提是假设如果他们对某些作品有一些普遍的偏好，那这些作品就被认为是这一群人的经典。

总之，经典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上的，这个标准往往来自某一特定的世界观或社会政治实践。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它们所得以产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理由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

（摘编自童庆炳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有删改）

此地甚好

（1）1935年6月18日清晨，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黑色对襟衫、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拍遗照。当天的《大公报》报道：“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与世长辞，为真快乐。’饮毕，高唱《国际歌》^（1），徐步至罗汉岭刑场，择一空地盘膝而坐，向行刑者示意道：此地甚好。”

（2）今天，站在罗汉岭瞿秋白雕像前，凝视那张清瘦的脸，我问秋白：“此地”，果真“甚好”？

（3）秋白当年的囚室在长汀博物馆内，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此地原是明清两代汀州府的试院，院中古柏两棵，苍翠凌云，古桂两株，时送清香。敌人把秋白囚禁在这里的一个偏僻角落，是为了看管方便。但历史的巧合却寓意深远，一个才情兼具的书生，与雅韵悠悠的古代试院结缘，免不了情思泉涌：“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月亮的光也比从前更光明了。”^（2）对秋白而言，“此地”果真“甚好”。

（4）囚室约7平方米的地盘，一张矮木床，一张两斗桌。局促于逼仄的牢房，秋白却说是“大休息”；翻翻《阿Q正传》，吟诵些诗词，刻了六七十个印章——他是个篆刻高手，又咳着血断断续续写下数万字的《多余的话》——既然是“多余的话”，又“何必说”？--当生命兀然得以这般终结，须袒露闭锁在困苦和抑郁中的一切，“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3）

（5）就这昏暗的油灯，这个自称“脆弱的二元人物”提起了笔，“我确实一个最怯懦的婆婆妈妈的书生”^（4），参加革命后思想还在动摇，还残留着士大夫缙绅思想，更为“多余”的是，他居然水对火热的革命生活感到厌倦之极，在革命的熔炉里一直在演戏，承认自己的政治生活就是一场滑稽剧……因犯了“路线错误”被撤销最高领导人职务，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使本已处于自责中的他更觉得自己“过时”了：“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5）

（6）秋白，好你个“婆婆妈妈的书生”！留下这一堆“多余的话”，如明晃晃的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剔开，赤裸裸地摆在世人面前：粗读，是把懦弱披露出来的坦荡；细读，是用悲情掩藏对信仰的迷茫，为后人撂下浮想联翩蓄笔；绝命书日后成了这个“叛徒”“晚节不忠”的铁证，坟墓被摧毁，妻女受迫害，直至1980年才结束清算，平反昭雪……秋白，“此地”果真“甚好”？

（7）确实是“婆婆妈妈”，这一提起笔来就停不下来；“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6）“很可笑的”以为这副多年肺病的“躯壳”还有谁需要。秋白，毕竟是书生！

（8）汀江如锦，月色朦胧。秋白盘腿坐在汀州试院的囚室内，想看他的之华和独伊。在被关押的115天，他几乎每个晚上都梦见她们。“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7）囚室阴湿，秋白常穿那件黑色的对襟衫，还有黑线袜和黑布鞋，都是爱妻杨之华给他置办的—几十年后，正是凭对襟衫的两粒黑扣子才辨认出瞿秋白的尸骨—秋白想起自己曾对之华的一句誓言：“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不分离。”斯时斯地，了却夙愿，甚好。

（9）还有瞿独伊，我可爱的女儿，远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好几年没见到她，也不知怎么样了？入狱后，瞿秋白将自己准备要写的文章列了一个目录，其中有一个题目就叫做《独伊》。独伊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却被他视如己出，独伊习惯称秋白“好爸爸”。他会怎样写自己的女儿呢？独伊无法知道，但她永远记住了好爸爸“婆婆妈妈”的话：“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8）

（10）17日晚，参谋长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对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遂邀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拿出蒋介石的处决密令给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再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答曰：“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至此，宋知此事已不可挽回。但秋白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能跪着死，二是不要打自己的头。

（11）“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9）

（12）第二天清晨，秋白起床，梳洗，坐在桌前，点烟。喝茶，吟诗，毕竟是书生，习惯性的提起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我正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搁笔，36岁的秋白，黯然步出牢房……

（13）站在罗汉岭瞿秋白雕像前，耳旁萦绕着秋白走向刑场的歌声，心头涌起《多余的话》开篇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揣想，秋白走出那间低矮囚室时，是如何畅舒一口气，感叹这方灵魂净池，这方山川风物……

（14）此地甚好！

黑锅

李培俊

小麦家的红公鸡丢了，一大早小麦打开鸡窝，那只红公鸡率先钻出鸡窝，拍打着翅膀飞上墙头，撒过欢，落在榆树下的阴凉里，叨食着一颗颗肥大的榆钱。可到了傍晚，鸡该进窝了，那只红公鸡却没影了，不见了。小麦和朝晖两口子分头走出家门，在房前、屋后、路沟里寻找，两口子在家门口重新会合时，摇着头叹了口气。

这只公鸡是两口子的宝贝，火红火红的不带一点杂色，脖颈那儿有一圈金黄的毛羽，像戴了个金色的项圈。红公鸡的叫声也很特别，纯净、清脆、嘹亮，那声咯咯咯，先高后低，中间拐个弯，然后长声扬起，尾声拖得特别长，有点女高音的味道。

红公鸡没了，丢了，夫妻俩的生活便少了许多乐趣。晚上躺在床上，两口子唉声叹气一番，惋惜一番。小麦说，你说，咱家的公鸡咋就丢了呢？朝晖说，可能让黄鼠狼拉走了吧。小麦说，不像，要是野物吃了，总得留下点鸡毛啥的。朝晖说，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人捉去吃了。小麦挺身坐起，说，瞧我这脑子，咋没想到这回事呢。接下来，两口子把村里人过了一遍筛子。最后，两口子把焦点集中到王五身上。王五是村里有名的穷汉，因为穷，老婆跟一个收中药材的外乡人跑了，一去10年没有踪影。王五心凉了，地也不好好侍弄，收下的粮食仅仅填饱肚子。

吃鸡子要煮要炖，煮了炖了就会有香味飘出来，正好抓个现行。两口子半夜起身，偷偷踅摸到王五家附近。王五已经睡了，屋里黑洞洞的不见一星灯光，隔着破窗户，能听见王五粗重的鼻鼾，长一声短一声的。

不过，两口子还是断定，红公鸡是被王五偷了，怕露馅，今天没煮没炖。

第二天一早，小麦路过王五门口，清清嗓子，骂起阵来。小麦说，我家红公鸡被人逮去吃了，谁吃了让他口舌长疔疮，让他拉肚子。小麦性子绵，不惯骂人，骂声显得有气无力，只是比往常说话声音大了点而已，而且脸还红着。不大一会，王五家门口便围了不少人，小麦这种叫阵就大有深意了，有所指了，不然，咋没到别的地方骂？大家的目光紧紧盯住王五房门。王五出来了，王五问小麦，出了啥事？咋都跑到我家来了？小麦说，我家红公鸡让人吃了。王五说，你家公鸡让人吃了，跑到我这儿骂啥？小麦说，不吃盐不发渴，我骂偷鸡子的贼，你吃啥热呢？王五说，你这是怀疑我了？小麦说，谁吃谁知道！小麦又把刚才骂人的话重复了一遍便草草收场。

下午三点多，二嫂匆匆跑到小麦家，说，应了！应了！小麦就问啥应了？二嫂说，去村卫生所拿药，正碰上王五也去看病，你猜咋了？他真拉肚子呢，人软得像根面条。

小麦却高兴不起来，二嫂一走，小麦对朝晖说，都是你，叫我骂人家咒人家，咒得王五真拉肚子了，看这事弄得！朝晖脸上木木的，没说话。小麦说，不就一只鸡子吗？值几个，丢了咱再养，总比人家害病强吧。朝晖说，病都骂出来了，你说咋办？小麦说，拉肚子这病我有经验，光吃药不行，甜汤里打鸡蛋，最补肚子。小麦进了厨房，搅了一大碗甜汤，磕进去两个鸡蛋，端给朝晖，说，事儿是你让惹的，你得送去。朝晖很不情愿，小麦就把脸挂起来，说，你不去我也不逼你，今天晚上你睡沙发啊。朝晖忙说，我去，我去。

王五也是有个性的人，小麦骂了他，让他很没面子，窝了一肚子火，王五越想越气，中午也没做饭，吃了一碗昨天的剩饭，把肚子吃坏了。可他没有想到，朝晖竟送来一碗鸡蛋甜汤。

王五下决心找回小麦家的红公鸡，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两天后，王五还真在小山一个洼地里找到了那只红公鸡，公鸡被野藤缠住脚了。王五一阵狂喜，亮起巴掌，对着红公鸡虚挥一掌，说，我打死你个小东西，让老子挨骂背黑锅。

王五把红公鸡送到朝晖家，小麦接了，说朝晖，还不让五哥去屋里坐？小麦还说，今天五哥别走了，我给炒几个菜，你哥俩喝二两。菜端上桌，瓷盆里盛着的却是那只红公鸡。王五说，小麦，你……你……小麦说，你啥呢，不就一只鸡子嘛，比人的情义还要紧？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节）

当一些人发出“文学死亡论”时，他们往往找错了可能导致文学“死亡”的“杀手”。现代电子技术，不会导致“文学死亡”。你看，在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我们照样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纸质书的式微不会影响文学的生存，文学在新的阅读载体上照样活力四射。

那么，谁会成为“谋杀”文学的“元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能顺藤摸瓜，看清谁会摧毁和步步侵蚀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在提供我的思考答案前，先请看一则数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语言的灭绝速度，比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还要快。几乎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黄成龙博士介绍，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等。如果语言仅仅靠口头代际来传承，那么它的活力则是非常微弱的。掌握语言的人离世了，如果后人无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认为，人类语言的价值要比鲸、金字塔、亚马孙森林这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人类遗产要重要得多。因为“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也许一千个人对文学会有一千种理解，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曾赋予文学各种使命和功能。但我觉得，迄今尚未看到哪一种表述能够触摸到文学的那个核心的功能，或者说文学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的理解来自上面关于语言消亡状况介绍资料带来的心灵震撼。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之舟。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对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如此表述：文学是使一个民族语言保持持久生命活力和魅力的重要载体。

汉语言文字的起源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但说汉语言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它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语种之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从古到今运用文学这个载体把它的魅力一次次推向极致和巅峰的伟大文学家？请记住那些为汉语言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先贤：……孔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司马迁、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这些灿若星河的名字，是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功臣和民族英雄。

常常被我们引用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表述，有高尔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最接近我的表述的一种定义。但在高尔基这里，语言成为文学创造的工具，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论述，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可以视作文学实现自己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个表述也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文学的核心功能。“文学是人学”，对小说这类能够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文学体裁可能是适用的，但对诸如诗歌、散文等并不以研究人、表现人性的深度为优长的文学体裁并不适用。王小波先生说：什么是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其余都是他妈的。“好看”，这是文学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免谈文学的更高品质。更不用说抵达文学的内核。

在明白了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我们就清楚了诸如文学如何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文学如何直达人的心灵？文学如何表情达意？文学如何从“小我”进入时代的“大我”？这些都是实现文学核心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非文学的核心价值本身。

一位文学的大师，毫无疑问应该是语言的大师。前些日子，在老屋整理过去的书籍资料，无意间翻检到很早购买的一本林语堂的散文集，就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篇《鲁迅之死》读起来，虽然以前读过，再读时仍然津津有味。林语堂先生那种深厚的国学功底，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从一篇小小的短文中发散出来。其实，无须作更多的论证，当代某些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比差距究竟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林语堂先生可以算那个时代的“一线代表”作家之一，更不用说与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鲁迅先生了。顾彬先生曾经不无刻薄、但也是一针见血地建议“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有必要重新学习他们的母语”。当年梁启超敢于承认：“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今天，有不少可以出若干卷文集的作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吗？

现在该回到本文的起始，回答那个问题：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粗鄙化以及像伊塔诺·卡尔维诺批评的“随意地使用语言”，用非文学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从根本上割断文学作品的“命脉”，摧毁、颠覆它在维护一个民族语言持久生命力和活力的核心价值。君不见，长期以来一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文学产生了何等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把文学作品写得跟工作报告似的，让人读了昏昏欲睡，那么，文学离真正的“死亡”也就不远了。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

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经》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显见。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崇徳立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崇徳、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城的重要价值理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在中华传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採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深讨经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内”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之“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自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是盂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已、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政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葆有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典》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徳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復德”是“亲九族”“平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摘编自倪富静《崇德立本的重德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