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

陈炎

如果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源，那么就有其潜在的“矿藏”。

作为感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体育事业不仅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弘扬国威，而且是对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感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设立比赛项目。作为理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科学事业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改善生活，而且是对人类理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精神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理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进行科学实践。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富矿存在于感性与理性两极，因而体育与科学特别发达，那么其弱点恰恰在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因而艺术与工艺不够发达。西方人也有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式的艺术常常被科学化或体育化了。以“宣泄说”为理论根据，现代的西方人往往借助艺术行为来发泄被压抑的情感和潜意识，因而创造了歇斯底里的霹雳舞、声嘶力竭的摇滚乐等，这些作品虽然能够像体育运动一样起到刺激人们的生理感官、满足人们的肉体欲望的目的，但多少失去了审美情感的独特魅力。

而中国文化中的感性与理性两极均不发达，因而传统的体育与科学发育不良。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观念。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思想，不仅不利于竞技性体育事业的开展，而且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时时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这种文化资源不大可能酿造出奥林匹克式的体育传统，而只能派生出延年益寿的气功与吐纳导引的太极。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实践而忽视思辨的传统，虽然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民族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误区，但却同时限制了我们知识构造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钝，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陀，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而中国文化的富矿恰恰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交融地带，因而其艺术与工艺特别发达。说中国是一个艺术和工艺的国度，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艺术与工艺精品，而且是由于我们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本身就浸泡在艺术之中。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手段来揭示宇宙的奥秘时，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应具备的必要的素养。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与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长处。

水族先民可能来自北方

关于水族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水族是我国南方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后裔的一支，逐渐发展成为单一的民族。但是，水族先民什么时代，什么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到南方融入百越之中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水族专家所关注的，也一直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贵州省水族学会副会长蒙熙林说，从殷商亡国变迁的历史、水族古文字及水书、水族历法、水族复杂的韵母系统、水族语言中保留着大量的中原古音、水族盛大年节——端节以及DNA鉴定等等资料的研究表明，水族先民可能从北方迁徙而来。

蒙熙林进一步分析说，荔波县档案局收藏的一本清代水书上印有梅花鹿的图案，而梅花鹿在南方是绝对没有的。其次，登高跑马是水族端节活动的一个重要內容，跑马的时间都在亥日，相当于汉族春节的大年初一。而水族端节跑马讲究配鞍而骑，如实在没有者，也要用色彩艳丽的被面折叠于马背作替代。配鞍而骑是典型的北方民族骑马习俗，与南方“不鞍而骑”的习俗截然不同。另外，水族人嫁女儿时，嫁妆中必须有件羊毛大衣，这是水族人富贵的象征。而南方炎热的气候显然与羊毛大衣格格不入。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医学研究部门通过对水族群体抽血进行DNA鉴定，得到了科学的结论。1997年，贵州医学院遗传专家对贵州汉族、苗族、布依族和水族等几个主要世居民族作了人群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将三代都是同一民族家庭的150份标本进行了2600余次实验，结果表明，水家先民确定是西北地区民族的血缘。

专家们分析，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殷商亡国之后，水族先民第一次举族迁徙，由中原的睢水流域一带向南迁徙，使水族先民从殷商的母体文化中分化出来，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水家先民第二次举族大迁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发兵征服岭南之后。这次迁徙促使水家先民从百越母体中分离由来，逐步由南溯流向西北迁徙，进入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生息，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

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古代，水族地区经历了八九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公元629年之后，才相继出现唐王朝在水族地区设置应州、抚水州、莪州、劳州、都尚县、婆览县建制的辉煌。水族在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既有自己的一部分融入到相邻的民族之中，也有相邻民族的一部分融入到水族之中，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因此，在水族民间、在水族研究史上，出现殷人后裔说、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等，那只不过是水族发展历史过程中某一时段或某一分支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