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红旗渠

杨震林

①我每每探访红旗渠，灵魂都受到难以言喻的震撼。当我在山下仰望，山腰间那一段段渠身巨龙般隐伏于密林，胸中油然升腾起敬意。当我伏下身子，双手触摸那一方方质地厚实、紧紧相依的渠石，禁不住屏住了呼吸。当我仔细辨认嵌于渠岸的石柱上模糊的“承建”字样，顿时明白了它不朽的秘密——这一刻，青山不语，大地低伏，我却仿佛看到了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听到了千万人声响彻寰宇。

②地处南太行，北临漳河，西倚太行，南通河洛，东望平原，是黄土高原东出和北上华北平原的必经之路。山左山右、大河上下的文化交流深入，中原文化的智慧包容、三晋文化的务实求新、燕赵文化的慷慨豪气，在南太行激荡交融，孕育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也形塑了当地人倔强、隐忍、朴实的秉性气质。这些鲜明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特质千百年来隐伏于当地人身上，最后在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得以彰显。

③上世纪六十年代，工程技术条件落后，仅靠人力、炸药和简陋的工具，在绝壁悬崖下一锤一钎劈山修渠，施工之难、工程量之大难以想象。在红旗渠纪念馆，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真切地理解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含义。红旗渠动工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上级无力支持地方建设，林县党委政府不等不靠迎难而上，“自力更生是法宝，众人拾柴火焰高，建渠不能靠国家，全靠双手来创造”。如此浩大的工程，当年贫穷的林县人民是怎样“自行解决”的呢？一张张图片，一段段影像，一个个实物，一行行文字，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感人场景。全县五十万人口，先后有三十多万人上山参加过修渠。人们住石崖、宿山洞、吃粗粮，劈山造渠不休不止，其斗志之昂扬、决心之顽强，令人肃然起敬。渠一修就是十年，其间全县所有干部甚至每月从二十九斤口粮中挤出两斤支援修渠，连县委书记杨贵也曾经饿着肚子晕倒在工地。这样的自力更生，如何不震撼？这样的艰苦创业，谁见了不动容？

④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背后，闪耀着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光芒。总干渠从渠首到分水岭七十多公里，落差仅有十多米，且渠线全部位于悬崖峭壁上，测量和施工精度要求很高。吴祖太作为技术员，带着一批边学边干的“土专家”，使用仅有的一台简陋的测量仪器，居然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技术挑战，令人惊呼。为解决总干渠与浊河交叉的矛盾，他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建造了一个“坝中过渠水，坝上流河水”的空心坝，让渠水不犯河水；修建桃园渡槽时发明了“简易拱架法”，设计建成了“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车”的“桃园渡桥”，构思巧妙；山上垒砌渠墙需要大量物料，仅靠人拉肩扛效率低下，于是土法上马空中架起“空运线”，把石灰、沙、水等从山下直送山上工地；开渠凿洞挖出了大量渣石，于是变废为宝沿渠修建道路，既不使废渣压地，又可以渠带路、以路带林，两全其美；紧挨着工地露天明窑烧石灰，不仅满足了砌渠所需，还提高功效、节约成本、节省运力。依靠勤劳和智慧，这些平凡的人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留下的岂止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渠？

⑤幸福不会自天而降，它是对奋斗者最好的奖赏。林县人民用勤劳的双手修筑了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因缺水而多舛的命运，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绿水青山，干涸土地变成沃野良田，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还收获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但更值得钦佩的是林县人民并没有满足现状就此止步，而是有了更新更远大的梦想，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节拍再出发再奋斗，为红旗渠精神注入了永远在路上、敢为天下先的活的灵魂。徜徉在红旗渠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支支建筑大军走出大山扮靓了大城市、富裕了小家庭，一座座工厂遍地开花，显示出勃勃生机；看到了红旗渠、大峡谷变成了金山银山，山城林县变成了现代化的新林州。奋斗是永不停歇的追求，追求是与时俱进的奋斗。从林县人民拼搏进取的轨迹里，我看到的是更多国人奋斗的光与影、心和梦。

⑥命运由自己掌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永远不过时，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永远不能丢。让我们以奋斗者的姿态，向红旗渠精神致敬！

（有删节）

盼 望

艾青

一个海员说，

他最喜欢的是起锚所激起的

那一片洁白的浪花……

一个海员说，

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

那一阵铁链的喧哗……

一个盼望出发

一个盼望到达

（1979年3月上海）

《中国的城市文化》 （有删节）

（1）中国的城市多有外国名城的美喻别称，例如哈尔滨之谓“东方莫斯科”、苏州之谓“东方威尼斯”等等；繁华一时的上海素有“东方好莱坞”、“东方巴黎”的美誉。只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天，当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雄心勃勃地欲定位于“国际大都市”时，“东方巴黎”的桂冠似乎还“名花无主”。

（2）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化格局的变化重组，挟港台文化之势的广州一时成为商业化的通俗流行文化重镇，略近好莱坞之相。风云激荡的北京则出人意料地成为“另类”艺术和文化的乐土，吸引着星夜奔驰的外省青年，“流浪北京”成为他们无可选择的命运。八百年古都的香火竟也点燃了先锋艺术的星火。于是“圆明园”不仅记录了百年国耻，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成为凭吊近十年文化的一个“圣地”。

（3）文化中心的嬗变和逆转是一个发人深思的话题。正如传统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个源流、两种传统；北京文化也具有两个空间和两种品性——它□□是体制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中心，□□有中国最宽容、最活跃的民间文化空间，成为通俗流行文化的中心。兼容并蓄的北京生成着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气象，使之成为与中国大多数城市绝不相同的富于磁力的城市，渐呈艺术之都巴黎的恢弘峥嵘之势。

（4）这是一个难解的当代文化之谜。这一事态如发生在上海，似乎更为顺理成章。这里没有法租界、咖啡馆、法国梧桐和法国大菜，没有欧美风雨的浸润；甚至也没有了历经沧桑、雄踞四野的城墙和城门，没有了茶馆和会馆，以及四合院里的肥狗、胖丫头、金鱼缸和石榴树。若说起北京和巴黎的关联，只是曾有过一所中法大学；此外，便是大革命时代的激进和激情，以及文化之都暗中传送的文气文脉了。

（5）两个文化之都的差异清晰可见。一个中国留学生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比较过北京和巴黎：位于永定河以北的北京是典型中国式的“单岸城市”，塞纳河横贯的巴黎则是欧洲式的“双岸城市”；北京的城市格局是方正归整的“井田效应”，巴黎则是有中心向外扩散的“涟漪效应”；北京城市以西向和北向为主的发展潜含了一种“内陆取向”，而巴黎沿西北向发展的“历史性轴线”，表明了一种明确无误的海洋走向。

（6）当代北京的现代化取向或许并不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则上，其现代文化在本土生长，已形成直接吸纳世界文化的相应机制。后者曾经是上海重要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之一。回过头来看，经由港台转手倒卖外部文化，终究是难成大器、难以远行的。令人遗憾的是，以“国际化”定位的许多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就城市建设面貌、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等许多方面而言，都只是港台文化的拙劣翻版，距主流文明相去甚远；即便是北京文化，在这许多方面同样是亟待改进的。

钱玄同的生活习惯

钱玄同是一个值得后人记住的名字。他的履历很简单，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以后一直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任教，直至去世。他对社会的贡献却不简单。作为思想家，他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作为国语专家，他是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字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以及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的发明者、开拓者或推动者，我们至今每天都在享用他的专利；作为编辑，他直接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作为父亲，他培养了钱三强这样有中国核工业之父之称的大科学家……

钱玄同喜欢谈天说地，不少回忆文字都用谈锋甚健来描述他。所谈内容，是不拘一格的。他的朋友和同行黎锦熙回忆:除要讨论的问题彼此尽量分析辩论然后决定外，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说；古今中外，愈引愈长。钱玄同的弟子魏建功也回忆说，钱先生把去友人家聊天称为“生根”，“说是到了不走，屁股生了根了。”“‘生根’的习惯，是早在下午四时，晚或六时，先生提了他的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多半就是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的谈起。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世’、‘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魏建功还开了一张名单，列出当年与钱玄同经常过往的人物:沈士远、胡适、单不庵、鲁迅、刘半农、周作人、马幼渔、马叔平、黎锦熙等。

所谓“生根”，还有一层意思，即钱玄同好说而不好动，就健康而言，这是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黎锦熙当年常拉着钱玄同一起去中山公园，黎后来回忆说: “天气暖热时，我总主张他同往中山公园，他谓之‘大雅’，但他一入茶座，便不起身，我则散步，遇友攀谈，久始归座吃饭，他讥我为‘惹草粘花’。”钱玄同的另一个不良习惯，是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不怎么在家里住，而是住在师大教员宿舍和孔德学校。他的子女回忆说: “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待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钱玄同的不少友人在回忆他的文章中，也都提及这一点，但似乎不太在意这种生活方式的负面作用，即他不在家吃饭，也不在学校包伙，而是或者吃饭馆，或者去友人家蹭饭。钱玄同是语言学家，他把约友人下饭馆称为“雅”；把上朋友家吃便饭称为“骗”；如有人主动请客，他则称为XX“赏饭”。黎锦熙说: “(钱玄同)二十年来，‘食’的生活，每天都如此。常年吃饭馆、吃请，反馈到身体上，后果可想而知。”钱的子女回忆: “父亲在1929年以后，患高血压症，血管硬化，神经衰弱。”钱玄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过一个估计，他告诉子女: “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伯父和祖父，他们都活到七十四五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个算不上长寿的自我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抗战爆发一年多后，钱玄同即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年仅52岁。  

钱玄同喜欢访友聊天，却不欢迎朋友来访。魏建功与钱玄同相交二十年，也只去过钱家一次。钱夫人长年患病，几经危险，身体很糟糕。一些朋友曾劝他纳妾，这在当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为钱玄同断然拒绝: “《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玄同的某些行为，与他在《新青年》上大声疾呼的某些言论，看似是相违背的，他自己解释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杜尚的质疑

⑴1917年，纽约正在酝酿一个大型独立艺术展。法国艺术家杜尚把一件从器皿店购得的陶瓷小便池送到展会。这件被命名为《泉》的作品，是作者刻意寻来的批量生产且“从任何审美角度来说都没有吸引力的东西”。它的到来掀起了一场艺术风暴。

⑵在传统观念中，艺术是独特的，应该看上去是美的。杜尚用自己的行动对习惯性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自此以后，艺术并不只是追求表现崇高的美、和谐的美，现代艺术打破了古典艺术的壁垒，拓展到了诸如荒诞、颓废、反讽、神秘等范畴。

⑶那么，从现代美学的视野来透视，究竟该如何看待艺术呢？美学上对艺术的讨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艺术是一个总体性的种概念，其中还包含一些具体的属概念，比如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等。在这方面，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艺术四要素理论。他认为，艺术这个方程实际上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世界（指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世界或情感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他用示意图来加以说明：

⑷在这四个要素中，杜尚并不看重“作品”本身。对于他来说，作品不必是某种精湛的手工技艺的结晶，“随便哪一个”都可以，重要的是艺术家以及艺术家对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信手拈来小便池这样一个“现成物”，把它作为服务于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工具，表现出对艺术和日常生活关系的思考。由此，当代很多艺术成为一种“观念艺术”，仅在观念的层面上存在着，甚至产生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的慨叹。

⑸然而，在四要素示意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艺术品被置于中心位置，其他三个要素都是通过艺术品关联起来的。工程师建造工程，商人制作商品，而艺术家所以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创作的是艺术品，而不是其他什么产品。所以，对艺术的美学考察，还必须深入到艺术品中去。

⑹从常识角度说，艺术品是什么好像并不是一个问题，它不就是那些我们称为绘画、雕塑、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或音乐的事物吗？然而杜尚的质疑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为什么我们把挂在墙上的绘画作品称为艺术品，而很少把家里日用的锅碗瓢盆说成艺术品？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手头的某本小说说成艺术品，而不把报纸上的新闻叫作艺术品？

⑺在美学中，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一个重要分界在于，前者是专供人审美欣赏而存在的，即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功利性”。与此相对，实用的物品，无论是一把锤子，抑或一件衣服，它们都有具体的实用功能，比如锤子可用于敲击物体，衣服可用于御寒或社交目的。因此，这些实用物品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正因为两者之间的这个区别，所以，我们总是对艺术品作出“美”或“不美”的判断，而对实用物品则常常作出“有用”或“无用”的判断。

⑻尽管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尤其是面对复杂的对象时，我们很难加以区分。比如，有许多物品既是实用对象，也是审美对象，建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紫禁城是供人居住的皇宫，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典范；帕台农神庙是古希腊雅典城的一个重要祭祀场所，但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当作西方建筑风格典范和理想艺术品来加以欣赏。

⑼于是，有的美学家修正说，实用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品，当它作为艺术品被欣赏者观赏时，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它的实用功能，而是它的审美特性。比如希腊古瓷瓶，本来只是用以盛水或酒，然而，当它作为艺术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观赏的是其优美的造型、和谐的色彩等等。如此说来，一件物品是否成为艺术品，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当它经过人们慧眼的发现，被赋予某种审美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欣赏背景中，它便有可能作为艺术品，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

⑩从这个角度看，杜尚的《泉》或许是有意要打破日常实用物品和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之间人为的划分，拓宽我们审美欣赏对象的范围，让日常用品在特定条件下转变为审美静观的对象。

⑾当然，是艺术品和艺术品的高下是两种不同的判断。杜尚的《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我们观赏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诚如迪基所指出的：“杜尚的‘现成物’作为艺术品价值并不高，但是作为艺术的范例，它们对艺术的理论却极有价值。”杜尚通过质疑重新界定了艺术，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