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看人生

傅佩荣

①“哲学不能烘面包但是能使面包增加甜味，”初次读到这句话时，心中领悟了两点：一、人生就是买面包，烘面包，吃面包的过程；二、若要面包好吃，需要调味的蜂蜜，而那蜂蜜应该就是“哲学”。

②这样的比喻一定是西谚翻译过来的，因为我们传统的食物中，面包从来就不是正餐，至于蜂蜜，也不像大家平常使用的佐料。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明白一点：活着，是一回事；但要活得有有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哲学就是环绕着“意义”问题而展现的万花筒，所谓“意义”，是指“理解之可能性”，譬如，我到一家希腊餐厅，看到菜单上写着希腊文，完全看不懂，那么这份菜单对我就没有意义，于是乎，我如果不愿闭着眼睛乱点菜，就只好观察邻座客人桌上现成的菜肴，再以手示意侍者也端上同样一份，如果不谈哲学，则人生不陷于盲目瞎闯或随俗浮沉者，大概不多啊！

③任何文化传统，一定都有理念的成分，在表达理念时，有的使用象征手法，如艺术、文学与宗教；有的诉诸纯粹思维，以概念来清楚表现，那就是哲学了。没有人不渴望清楚了解人生的真相，因为如果错过此一真相，则人的各种抉择无异于冒险。这种冒险未必带来立即而明显的困境，但是想到“时间一去不回头”，已经足以让人怅然不已了。尼采说得好：“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换言之，只要了解人生的整体构图，知道自己为何有此一生，以及最终将要完成的目标，那么眼前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④孔子与颜回在德行及学识上可谓过人远矣，但是一生有志难申，十分委屈。令人讶异的是，孔子“乐在其中”，颜回“不改其乐”。儒家人物如此，道家则另有一番境界。老子处身人群中“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长生久视而自得其乐。庄子虚拟了几位智慧通透的朋友，大家见面时，“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逍遥于自然大化之中，倒下做梦即是蝴蝶，气散而死了无牵挂。因为道家所谓的“道”，正是展现整体和谐圆满的象征，它代表万物之始源与归宿，能够觉悟这一点，无异于大放光明，人生也不再受制于痛苦、罪恶、死亡的威胁了。

⑤不过，中西哲学史上列了许多哲学派别，难道都有各执一词的理由吗？我们又如何定其优劣？关于这一类问题，不妨让专家去烦恼，我们所需要的是有效的示范。譬如，一位哲学家的理论，是否可以让我理解，理解之后是否可以付诸行动，从而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与生命形态，使其转向安定与快乐？回到前述的面包比喻，就是好的哲学必须证明它是甜美的蜂蜜，足以使人生显示丰富的趣味，并且是不论任何一种人生，都会因而变得回味无穷。

大地有耳

（1）乡下的老人认为，天地之间有一副好大的石磨，上扇是天，下扇是地，风推着磨转，把云朵磨成雨滴，把星辰磨成闪电，把山川河流磨得雷声轰鸣。

（2）雷声是迎接雨水的礼炮，抑或是草木禾苗进入节气的闹铃。城里人听见雷声，第一反应是关闭门窗。乡下人则不然，雷声起，躲在屋檐下仰起脸迎雨，响雷从耳朵里滚过，从眼睛里滚过。心里藏着一个朴实的想法，雷声就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某种方言，是一封来自天空的雨情电报。

（3）雷声轰鸣，在乡间和百姓一道竖起耳朵的，还有一种雨滴般大小的生灵——地耳。对于它们而言，雨水堪比乳汁。在一场大雨过后，这些大地的耳朵，装满雷声雨声，迅速铺满山冈，比根须、比枝叶、比花朵更准确地找到生长的方向。

（4）打春后，地耳应该是首先睡醒的。它们柔小的身影像一只只翘起的耳朵，听雨水在阳光下奔跑，听落在地上的云彩被风卷起又铺开，听雷声碾过的泥土和石头使劲地翻身。地耳一动不动地趴着，巧妙地捂住身子下面的雨水和雷声，担心阳光下的蒸发会让它们生命的河床再次干涸。蜷缩的耳朵耐心地等待春雷响过，只要春雨浸湿地面，地耳星星点点的黛绿，如火把举起来，为早春增添一抹春色。

（5）乡间也有人将地耳称作地衣，是雨水和雷声一针一线织起来的丝棉大氅，嫩滑如小蝌蚪刚刚脱去的胞衣，裹着一层水湿的皂沫，在阳光下泛着油光。起初是一簇，很快像雨滴牵着雨滴在田野上奔跑，洇出一大片，毯子一般从山头散开，铺满半面山。它们把生命的底色铺洒在山坡上，为天空倒映出一片成长的黛绿，它们要为绵延群山着一身暗纹的衣衫。

（6）几个日头过后，地耳又蜷缩成豆大的黑点，和腐殖的泥土一个气色。鸟雀站在枝头，眼睁睁地看着地衣如潮水般缓缓退去，大地露出新鲜的皮肤，地耳再次还原成一粒种子。

（7）地耳的耳朵一直醒着，只要雷声轰隆，它们像窝在草丛中的兔子，警惕地扑棱着耳朵，扇扫着身边的细微响动。它们将这种响动听给自己，也听给大地，听给草木根须，听给节气和每一粒泥土。有了这些大地的耳朵，一切神秘都变得释然和开怀。

（8）进入梅雨期，地耳迎来一年之中的生长旺季。不温不凉的雨水和松软油汪的土地，让地耳的身子在发育中开始鼓胀，一双双肥硕的耳朵在风中打开。雨初歇，妇女和孩子就戴着草帽，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挎着竹篾筐子进山采收地耳。山坡上，一咕嘟一咕嘟的地耳如山花一样繁茂，五指并拢从根部完整拔起，不大会工夫就装了多半筐。嫩闪闪的地耳如泥鳅的背身黝黑光亮，水湿水湿的一朵一朵，透过光亮的耳膜，似乎能看见菌丝正在大口呼吸。这时，生长在构树和花栎树上的木耳也迎来采摘季。和木耳相比，地耳的身子骨更轻盈单薄。乡间人说，木耳是木头花，地耳是泥巴花，一样的花朵一样的血脉，都是产自大山的野味，都仿佛是风雨雷电托生的精灵。

（9）在金秋时节，淘洗干净的地耳入厨后能吃出肉的质感和幸福。就着野蒜苗和山韭菜经火爆炒，出锅后冒着肉香，一只白瓷盘子端出云淡风轻的秋天，也端出山里人家热气腾腾的年景。地耳佐以姜末和葱白做馅料，包一案雪花饺子，煮肉般在锅里咕嘟三五分钟，饺子和锅里的水一起沸腾后生出云朵般的油花儿。出锅的地耳饺子，就着一碟加蒜泥的醋汤，满嘴土腥竟能腻住舌尖。厨房因为多了地耳，就这样多了一种滋味、一番情调。

（10）这些年，地耳成了饭店里的一道野味。地耳炒鸡蛋，韭菜做辅料，一黄一绿一褐构成秋天的图案。地耳包子，成为一道充满诗情画意的小吃，城里人三两口就是一个，吃得满嘴生香，吃得心旷神怡。地耳当作海带打汤，瓦罐揭盖，几枚地耳、几根青菜、几滴香油、几段蒜苗，清亮的汤色里似乎倒映着蓝天白云，隐约能听见遥远的雷声，正从遥远的山冈上传来，天空越来越低，地耳竖起兔子般灵敏的耳朵，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雨滴落下。汤勺舀起的不单是开胃的汤，也舀起一个生动的画面，舀起沉甸甸的季节。

（11）地耳或许是雷声绽放的云彩，或许是雨水风干的种子，也或许是山川河流衣衫上的一枚枚暗扣，它们如花瓣一样散开的耳朵，深情地倾听高天大地的耳语心音，为万物祈祷风调雨顺。人世间，只要灵魂高贵有趣，只要彩虹挂满心空，就算耳畔雷声轰鸣，也有音符如雨滴跳跃。就像地耳。

（选自2019年4月01日《人民日报》）

哲学犹如连接此岸和彼岸的桥，哲学家们站在桥上看自然和社会，有的站在靠近自然一端，有的站在靠近人类社会一端，有的站在中间段。于是，依在桥上的站位不同，可能就有了不同的哲学思想。。

从《尚书》中的“允执厥中”、《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礼记》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中间段。但在皇权的裹挟下，其又倾斜于社会伦理一端，突出纲常伦理，从“四书五经”的主体内容足可以看到这一点。直到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文化思维向自然一端漂移。尽管如此，至今我们仍习惯于把哲学侧重归属于社会科学。

因为中国思维方式的根在中间，这决定了它看待事物须整体关联，统筹自然和社会，突出系 统性和整体性。因此，中国有了有别于西方解剖学的中医学；也因此，中国有了有别于西方油画的国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整体关联的系统思维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是这种 系统性又是不完全、不稳定的，因为它高悬天地概念代替真实自然，虚置了自然界。同时，也因 其倾斜于社会一端，虽形成了视天地人为一体的系统思想，但它不究天地存在之理，从而形成了 不拜物、不重商的伦理思想，使中国文化单向发展。

在西方，虽然也有不少关注社会伦理的著作，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大多是 从几何学、动力学和静力学等角度探究自然界，其哲学思想的主体是倾向于自然。这种思维方式因其站位在自然一端，强化了一种不断探究自然的科学精神，形成了一个以不断分解细化为特征的实证科学体系。应该说，这种思维方式对人类认识、利用自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需要设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然后解剖分析。因缺乏一种整体关联的系统存在思想，实践中难以解释“南橘北枳、形同味异”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现象。美国粒子 物理学家卡普拉也表示，科学发展越现代，越返墣归真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处。

马克思主义既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又关注人类社会的公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宣 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互为因果、偶对平衡的存在状态。他们无疑是趋向于站在桥中间看世界的。他们的思想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眨损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被中国“一阴一阳之谓道”思想所感染。从这个意义上上讲，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本来就有中西文化融汇的属性，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落地，并且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节选自陈克恭《站在桥上看世界——辑学桥梁与三种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达到凝聚人心，团结族人，互爱互助的效果。这样，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从而以传统文化的孝、悌、显耀祖先功德等诸多方面，体现对“礼”的理解和强调。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追溯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祠堂在建立家族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天下一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礼”主要内容；对共同族源的认同和体悟，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达到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古人通过北斗、晷影、星象等方法测算冬至，并以冬至为岁始岁终的标志。这种岁时系统并不需要考虑月相的变化，属于四时观念下的阳历系统。由于朝代更迭，天文测算技术不断改进，历法也不断更新，新的岁时观念应运而生。

《豳风·七月》中以冬至为年岁节点的岁时观念在《诗经》中十分普遍，其中“岁暮”为秋天，就是这种岁时观念的体现。“岁暮”最早见于《诗经》，谈到了“岁暮”的有三篇。《唐风·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小雅·采薇》中的“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月份上都指向九、十月，这时离冬至改岁的时间相去不远，《小雅·小明》中的“曷云其还？岁聿云莫”也是相同的季节指向。因此，冬至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岁时节点，在此之后即是新年，在此之前的九月和十月意味着在时间上临近改岁。

“岁暮”为秋的岁时观念并没有随着周王朝的覆灭而消失，秦朝以后，这种岁时观念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岁暮”最初的季节指向为秋季，而指向冬季则是与历法以及人们的岁时观念转变相关。

汉初沿用秦代的颛顼历，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人们发现观测到的月朔与历法推算的情况不符，一直沿用的颛顼历已经不再能够适应时人们的需要。因此，汉武帝下令废除颛顼历，使用太初历。太初历最大的特点是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此后两千多年，历法虽然一再被修订，但正月岁首却没有改变。新的岁时观念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旧的岁时观念在被逐渐遗忘，阳历系统以冬至为改岁节点的观念逐渐被阴阳合历观念下的正月所替代，而冬至日这一天也演变为一个专门的节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冬至为年岁节点依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其重要性已经不再突显。曹植《冬至献袜履颂》：“亚岁迎祥，履长纳庆。”“亚岁”为“冬至”的别称，《宋书》很好地诠释了“冬至”被称为“亚岁”的内在原因：“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官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从这些典籍的表述可以看出，在魏晋人的观念中，冬至的重要性已经居于次位，而另一套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的岁时系统才是居于正统的主流。

六朝以来，冬至依然是岁暮类诗文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杜甫《阁夜》中“岁暮阴阳催短景”意味着白昼逐渐缩短，但还未达到一年中的极致，言下之意即年岁将近，日子也越来越逼近冬至。而孟郊的《秋怀十五首》其八，更是将“岁暮”放在了秋天：“岁暮景气干，秋风兵甲声。”但是，越来越多“岁暮”题材的诗文将季节放在了冬季，而原先秋天的“岁暮”观念被逐渐遗忘。

（摘编自印志远《〈豳风·七月〉岁时观念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