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争”，春秋战国时代的各主要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不争”的思想。一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把“不争”看作是一种美德、一种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从社会制度设计角度，如何息“争”或消除“争”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当时学者及统治者考虑的问题。

其中，《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老子的《道德经》中提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遇到冲突时主动退让，不争先，不争强。在老子的思想中，“不争”和“无为”是互为表里的，“不争”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不妄为，不强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的目标，也就是说，“不争”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仍旧是最终的目标，即“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在老子看来，所谓“不争”，绝非退出竞争，而是在竞争和进取的过程中处于谦卑的位置，不能只顾一己之私利的强争，而是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终取得胜利。

孔子也始终把“争”视为人们对一己之私利的无度造求，认为它是导致一切冲突、仇恨和社会动乱的祸根。他在《论语·里仁》中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为此，他提出以“义”制“利”，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儒家认为为了平息或消除对一己之私利的争夺，必须要建立起完备而合理的等级制度，以此作为分配社会利益和荣誉的标准，要求人们各安其位，各获其利。荀子对此有着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思考，一方面他把社会动乱的根源直指无度和无序的私利之“争”，另一方面则开出了以“礼”息“争”的药方，甚至认为“礼”的起源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欲望，防止人们的争斗。荀子所谓的“争则乱，乱则穷”可以说是先秦各派思想家的共识，也对中国后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非子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则敏锐地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争”，而且，他还认识到不同时代的“争”有着不同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这里“竞”“逐”和“争”是同义语。他还指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与财货的紧张及不足是当今“民争”的主要原因。为此，法家提出了“耕战”的洛国理参，主张用“法”“术”和“势”钳制和消除这些恶性的“争”。与儒家提倡有等差的仁爱和礼制不同的是，墨家则主张用没有等差的“兼爱”来息“争”。

由此，我们看到，先秦各家学派均把“争”视为对一已之私利的争夺，并认为这样的“争”正是社会冲突与动乱的祸根，只不过在用以消除或缓解“争”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如果说老子的“不争”思想指出了一条相对消极的进取之路，那么，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主张用“仁”“义”“礼”等较为积极的伦理和道德手段去制约甚至消除恶性的“争”所带来的危害，明确提出了作为“争”的对立面且更为积极的美德——“让”，用“让”来消解“争”。

（节选自王大庆《“尚争”与“崇让”：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比较》）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许纪霖

①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七十多年的一场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一锤定音：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从此，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②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这种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通常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然而，上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作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源于上海，同样，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 遂蔚成大潮。 

③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拥有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精英云集。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④随着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便是以印刷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⑤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⑥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1925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各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因此，对于中西文化，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是调和的、会通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⑦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俗，也是相通的。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洋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过着世俗的生活，＿＿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虽然有界限，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⑧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世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镶嵌，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选择2009年9月5日《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