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温叟，字永齡，河南洛阳人。性重厚方正，动遵礼法。父岳，后唐太常卿。温叟七岁能属文，善楷隶。清泰中，为左拾遗。以母老乞归就养，改监察御史。晋初，入为主客员外郎。少帝领开封尹，奏为巡官，命典文翰。少帝即位，拜刑部郎中，赐金紫。初，岳仕后唐，尝居内署，至是温叟复居斯任，时人荣之。

周初，迁礼部侍郎，知贡举，得进士十六人。有谮于帝者，帝怒，黜十二人，左迁太子詹事。温叟实无私，后数年，其被黜者相继登第。建隆元年，拜御史中丞。丁内艰，退居西洛，旋复本官。三年，兼判吏部铨。一日晩归由阙前，太祖方与中黄门数人偶登明德门西阙。前驺者潜知之，以白温叟，温叟令传呼如常过阙。翌日请对，具言人主非时登楼则近侍咸望恩宥辇下诸军亦希赏给臣所以呵导而过者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太祖善之。

宪府旧日例，月赏公用茶，中丞受钱一万，公用不足则以赃罚物充，温叟恶其名不取。开宝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贫，就赐器币，数月卒，年六十三。太宗在晋邸，闻其清介，遣吏遗钱五百千，温叟受之，贮厅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执扇，所遣吏即送钱者，视西舍封识宛然，还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钱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纳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岁不启封，其苦节愈见。”命吏辇归邸。是秋，太宗侍宴后苑，因论当世名节士，具道温叟前事，太祖再三赏叹。

雍熙初，子炤罢徐州观察推官待选，以贫诣登闻求注官。及引对，太宗问谁氏子，炤以温叟对。太宗愀然，召宰相语其事，且言当今大臣罕有其比。因问：“炤当得何官？”宰相言：“免选以为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录其子登朝，庶足示劝。”擢炤太子右赞善大夫。温叟子炳、烨并进士及第。

（选自《宋史·刘温叟传》，有删改）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

（选自《宋史·秦观传》）

粱鼎，字凝正，益州华阳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解褐大理评事、知秭归县，再迁著作佐郎。知吉州，民有萧甲者，豪猾为民患，鼎暴其凶状，杖脊黥面徙远郡。太宗尤赏其强干，代还，赐绯鱼，旧例当给银宝瓶带，太宗特以犀带赐之，记其名于御屏。

至道初，鼎建议兴三白渠，及陈、许、邓等数州用水利垦田，事具《食货志》。徙陕西。二年，五将分道击李继迁，李继隆擅出赤柽路无功，还奏军储失期，鼎坐削三任。复为殿中丞，领职如故。以母老求郡，历知徐、密二州。真宗践位，复旧官。时三司督逋负严急，有久被留系者，命鼎按籍详定，多所蠲免。逾月，拜右谏议大夫。

时西鄙未宁，建议陕西禁解池盐，所在官鬻，诏从之。议者多言：“边民旧食青盐其价甚贱洎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缘边价直与蕃盐不相远故蕃部赍盐至者不能货鬻今若禁解池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时刘综为陕西转运使，鼎奏罢之。综归朝，亦密陈其非便。鼎既行，即移文禁止盐商，所在约束乖当，延州刘廷伟、庆州郑惟吉皆不从规画。_鼎奏运咸阳仓粟以实边，粟已陈腐，鼎即与民，俟秋收易新粟，朝廷闻而止之，上封章密陈其烦扰者甚众，鼎始谋多沮，遂令林特乘传与鼎等同议可否，于是依旧通盐商。鼎坐首议改作非是，诏罢度支使，守本官。未几，丁内艰，起复。卒，年五十二。

鼎伟姿貌，磊落尚气，有介节，居官峻厉，名称甚茂。好学，工篆、籀。尝著《隐书》三卷，《史论》二十篇，《学古诗》五十篇。

（选自《宋史·梁鼎传》，有删改）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嘉祐二年进士第，出通判越州。岁饥度常平^①不足赡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

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子高横纵，贼良民，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邱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属民为保伍，使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

徙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拜中书舍人。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

（节选自《宋史》卷三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