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淹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八月，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侯小叔，河东县人。为河津水手。贞佑初，籍充镇威军，以劳补官。元光元年，迁河中府判官，权河东南路安抚副使。小叔尽护农民入城，以家财赏战士。河中围解，迁治中，安抚如故。枢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权位轻不足以威众，气假符节。”十二月，诏权元帅右都监，便宜从事。提控吴德说小叔出降，叱出斩之。表兄张先从容言大兵势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谓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谓出降。”缚先于柱而杀之，饭僧祭葬，以尽戚党之礼。顷之，枢密院遣都监讹论与小叔议兵事，小叔出城与讹论会，石天应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桥通陕西。小叔驻乐李山寨，众兵毕会，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天应大惊不知所为，尽弃辎重、牌印、马牛杂畜，死于双市门。小叔烧绝浮桥，抚定其众。迁昭毅大将军，遥授孟州防御使、同知府事，监军、安抚如故。二年正月，大元军骑十万围河中，总帅讹可遣提控孙昌率兵五千，枢密副使完颜赛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鸣钲，内外相应。及期，小叔出兵战，昌、仁智不敢动。小叔敛众入城，围益急，众议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经历官张思祖溃围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总帅讹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权右都监。枢密院奏：“小叔功卓异，或疑尚在，遽令阿外代之，绝归向之路。”至是元军既拔环河中诸郡小叔已亡四十余日中条诸寨无所统领乃诏阿外权领宣宗思小叔功下诏褒赠切责讹可不救河中之罪

（选自《金史·卷一百二十二》，有删节）

张士逊,字顺之,阴城人。淳化中举进士,为射洪令。转运使檄移士逊治都,民遮马首不得去,因听还射洪。安抚使至梓州,问属吏能否,知州张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阳令,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邵武县,以宽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寻大雨,士逊立廷中,须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早,祷欧阳太守庙,庙去城过一舍,士逊彻盖,雨沾足始归。

迁侍御史,徙河北,河侵棣州,诏徙州阳信,议者患粮多,不可迁。士逊视濒河数州方艰食,即计余以贷贫者,期来岁输阳信,公私利之。曹汭狱事起,宦者罗崇勋、江德明方用事,因谮利用^①。帝疑之,问执政,众顾望未有对者,士逊徐曰:“此独不肖子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状,”太后怒,将罢士逊。

明道初,复入相,明年,进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是岁旱蝗士逊请如汉故事册免不许及帝自损尊号士逊又请降官一等以答天变帝慰勉之宝元初,士逊与辅臣奏事,帝从容曰:“朕昨放宫人,不独闵幽闭,亦省浮费也。近复有献女者,朕却而弗受.”士逊曰:“此盛德事也。”帝曰:“君子小人各有党乎?”士逊曰:“有之,第公私不同尔。”

士逊累上章请老,乃拜太傅,封邓国公致仕。尝请买城南官园,帝以賜士逊,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

(节选自《宋史·张士逊传》,有删改)

范纯粹①字德孺，以荫迁至赞善大夫。元丰中，为陕西转运判官。时五路出师伐西夏，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遵裕怒昌祚后期欲按诛之昌祚忧恚病卧其麾下皆愤焉纯粹恐两军不协致生他变劝遵裕往问昌祚疾其难遂解神宗责诸将无功，谋欲再举。纯粹奏：“关陕事力单竭，公私大困，若复加骚动，根本可忧。异时言者必职臣是咎，臣不忍默默以贻后悔。”神宗纳之，进为副使，吴居厚为京东转运使，数献羡赋。神宗将以徐州大钱二十万缗助陕西，纯粹语其僚曰：“吾部虽急，忍复取此膏血之余？”即奏：“本路得钱诚为利，自徐至边，劳费甚矣。”恳辞弗受。哲宗立，居厚败，命纯粹以直龙图阁往代之，尽革其苛政。时苏轼自登州召还，纯粹与轼同建募役之议，轼谓纯粹讲此事尤为精详。时与夏议分疆界，纯粹请弃所取夏地，曰：“争地未弃，则边隙无时可除。如河东之葭芦、吴堡，深在夏境，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益。而兰、会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弃。”所言皆略施行。纯粹又言：“今宜修明战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泾原，纯粹遣将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应援牵制之策，臣子之义，忘躯徇国，无谓邻路被寇，非我职也。”珍即日疾驰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捣横山，夏众遁去。元祐中，召为户部侍郎。徽宗立，加龙图阁直学士，改知永兴军。卒，年七十余。纯粹沉毅有干略，才应时须，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切为朝廷惜之。”疏上，不听。凡论事剀切类此。

（《宋史·列传第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