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襁褓而孤，为伯父让之所鞠。及长，博学，早知名。隋文帝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文帝即位，累迁吏部侍郎。大业初，西域诸番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遣矩监其事。矩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入朝奏之。帝大悦，每日引至御座，顾问西方之事。帝幸东部，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牴于洛邑，以夸诸戎狄，终月而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怅，盛酒食，遣掌番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夷人有识者，咸私哂其矫饰焉。帝称矩至诚，曰：“装技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矩后从幸江都。及义兵入关，帝问技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见天下将乱，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是时，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大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典，多有受赂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纳其言，因召百僚谓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贞观元年卒，赠绛州刺史，谥曰敬。

(《旧唐书•裴矩传》)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资治通鉴•唐纪八》）

郎中令赵高恃恩专恣，以私怨诛杀人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常居禁中。赵高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是时，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独李斯就狱。二世以属赵高治之，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焉。

初，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过。高前数言“关东盗无能为也”，及项羽虏王离等，而章邯等军数败，上书请益助。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选自《资治通鉴卷第八》，有删改）

卫鞅欲变法，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