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生于长安，性宽仁，袭封唐公。隋文帝独孤皇后，高祖之从母也，以故文帝与高祖相亲爱。大业中，炀帝征辽东，遣高祖督运粮于怀远镇。杨玄感将反，其兄弟从征辽者皆逃归，高祖先觉以闻。炀帝遽班师，以高祖为弘化留守，以御玄感，诏关右诸郡兵皆受高祖节度。

十一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击龙门贼母端儿，射七十发皆中，贼败去，而敛其尸以筑京观，尽得其箭于其尸。又击绛州贼柴保昌，降其众数万人。突厥犯塞，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隋兵少不敌高祖选精骑二千为游军居处饮食随水草如突厥而射猎驰骋示以闲暇别选善射者伏为奇兵。虏见高祖，疑不敢战，高祖乘而击之，突厥败走。

十三年，拜大原留守，击高阳历山飞贼甄翟儿于西河，破之。是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然未有以发。而所在盗贼益多，突厥数犯边，高祖兵出无功，炀帝遣使者执高祖诣江都，高祖大惧。世民曰：“事急矣，可举事！”已而炀帝复驰使者救止高祖，其事遂已。

是时，刘武周起马邑，攻汾阳宫，高祖乃集将吏告曰：“今吾为留守，而贼据离宫.纵贼不诛，罪当死。然出兵必待报，今江都隔远，后期奈何?”将吏皆曰：“国家之利可专者，公也。”高祖曰：“善。”乃募兵，旬日间得众一万。

副留守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见兵大集，疑有变，谋因祷雨晋祠以图高祖。高祖觉之，乃阴为备。五月甲子，高祖及威、君雅视事，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君雅反，即坐上执之。丙寅，突厥犯边，高祖令军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其果然。”遂杀之以起兵。

（节选自《新唐书•高祖李渊本纪》，有删节）

韩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与定律令 ,建言:“周律,其属三千,秦、汉后约为五百。依古则繁,请崇宽简,以示惟新。”于是采《开皇律》宜于时者定之。终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颍川县公。

瑗少负节行。博学,晓吏事。贞观中,以兵部侍郎袭爵。永徽三年,迁黄门侍郎。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进侍中,兼太子宾客。王后之废,瑗涕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时先帝所娶,今无罪辄废,非社稷计。”不纳。明日复谏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妇尚知相择,况天子乎?《诗》云:‘ 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读至此,常辍卷太息,不图本朝亲见此祸。宗庙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诏引出。

褚遂良贬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顾托,一德无二,向日论事,至诚恳切,讵肯令陛下后尧、舜而尘史册哉?遭厚谤丑言,损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锐。况被迁以来,再离寒暑,其责塞矣。愿宽无辜,以顺众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责之,讵有过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苍蝇点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张华不死,晋不及乱。陛下富有四海,安于清泰,忽驱逐旧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听。瑗忧愤,自表归田里,不报。

显庆二年,许敬宗、李义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谋不轨。”于是贬振州刺史逾年卒年五十四长孙无忌死义府等复奏瑗与通谋遣使即杀之;既至,瑗已死,发棺验视乃还。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孙谪广州官奴。神龙初,武后遗诏复官爵。自瑗与遂良相继死,内外以言为读将二十年。帝造奉天宫,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言,时人喜之,谓之“凤鸣朝阳”。

——选自《新唐书•列传第三十》(有删节)

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补校书郎。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诊。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宪宗颇采纳。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锷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按锷诛求百计，所得财号为‘羡余’以献。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计曰：‘谁不如锷?’争裒割生人以求所欲”。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明年，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

赞曰：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关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而杜牧谓：“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语，入人肌骨不可去。”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呜呼，居易其贤哉!

（节选自《新唐书。白居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