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二三事

1917年7月，胡适撰写了大量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

胡适身体力行，创作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他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写的白话传记，文字清新晓畅，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风行全国。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规定，小学教材一律采用白话新课本。胡适的白话革命大获成功。

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对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毫不费力，难的是教中国哲学史。原先教这门课的陈汉章功底扎实，但思想陈旧。他从传说中的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有同学问他：“照如此讲法，一门中国哲学史何时才能讲完?”他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接课后，学生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谁知胡适一上来就非同凡响。这位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胚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给那些言必称三皇五帝的旧脑筋以沉重的打击，用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顾颉刚听过几堂课后，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便找到当时最敢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要他去听一听，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老师从哲学系赶走。学历史的傅斯年听后果然觉得不错，便对那些“不以为然”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师不仅没看成他的笑话，相反，选修胡适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外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也慕名来旁听，26岁的胡适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年纪轻轻的胡适立即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胡适站稳脚跟后，北大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帮助和指导进步学生。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青年心目中风头无二的新文化领袖。

（选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4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胡适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致力于推翻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言文，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百度百科）

②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贯穿了胡适的一生。这种分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还在于胡适缺乏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

③1919年年底，胡适整理出新文化运动的4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最后的贡献。此后，他与被他召唤起来的、走上街头投身历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扬镳。

（《“男神”胡适》）

④胡适一生中，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渐渐沦为浪花余沫。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能相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