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①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②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词汇”了。

③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结构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④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⑤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比可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⑥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⑦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鲁迅的性格

曹聚仁

①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和记者谈到鲁迅先生的性格，说：“他这肺病，本来在十年前，就已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这回事，所以病状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说到他的思想，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转变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他在上海住的地方很秘密，除了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记者的笔录，也许有点走样，大致该和周先生所说相符合，以启明先生的博学多识，益以骨肉之亲，这些话该是十分中肯的。

②但由站得比较远一点的我看来，启明先生的话不无可以商量之处。

③“为了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人，古之人曾有过伯夷，孟子称之为“圣之清者也”。说个性很强只是“圣之清者”的特征，却不十分妥当。因为柳下惠式的“圣之和”，伊尹式的“圣之任”，孔丘式的“圣之时”，都非有很强的个性不可。个性不强，就变成乡愿式的“德之贼”，当然非启明先生所许与的。鲁迅先生生前，曾写信给我，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这话，正如启明先生所说的相反；换句话说，鲁迅先生并不是伯夷式的人物，他若是伯夷式的人物，他也不会以上海的环境于他很适宜了。

④启明先生有点近于柳下惠式的“圣之和”，鲁迅先生则有点近于伊尹式的“圣之任”。孟子说伊尹将以道觉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但一面又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⑤这才是鲁迅先生人格的写照。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的分野正在于此，胡适先生爱以他的学问地位“待价而沽”，鲁迅先生则爱受穷困的磨折，并不曾改变过他的节操，至死还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见《遗嘱》）。

⑥说到鲁迅先生的对一切事都很悲观，也只说了一半。他的幼年时代的经历，以及壮年以后对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幻灭，无疑的使他变成虚无主义者；这幻灭的影片，如《好的故事》所写的，的确够悲观了。但鲁迅先生在《自选集》的序文，已经提到他自己意识的转变，说：“我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又知道，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极其有限的。”他自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对于热情者们时常有同感，不断为热情者呐喊几声以助威。鲁迅先生在近十年间，努力克制个人主义的成份，要和为社会舍身的战士们的步骤相一致，或者应该这样说罢，他是渐渐远离了虚无主义，投入社会主义中去，对于革命事业的完成，并不和先前那样悲观了。

⑦启明先生也说鲁迅“多疑”，这倒是很有趣的。“多疑”和“非常透彻的观察事物”正是相反，既说他“多疑”，又说他“观察得非常透彻”，这两句话，不知怎样合得逻辑。以医病为例，断症既明，则开方自易，不必犹疑了。鲁迅先生有一回，说：“……有些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横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⑧照这话看来，住址的秘密，想一想旁人所说的话是什么用意，只能说是“野兽”的生存本能的反应，难道定如羔羊的等着受宰割才算是“镇定不惑”吗？

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对于“多疑”二字的正面驳斥，已经一见不一见，他决不料死后还要蒙“多疑”二字的冤枉的。

⑩我和鲁迅先生间的交谊，自然不及启明先生之“亲”而且“切”。本不必“谬托知己”。但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不肯轻轻放松一件事一句话，要彻底想一想的人，和启明先生所见的会有这么多的差距，倒是值得仔细吟味的。

（选自《鲁迅先生纪念文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