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情的鲎

许钦文

（1）那天从集美到厦门去，在将靠趸船的时候，忽由一个作伴的同事指点我看鲎，随即报告我这种动物的情形，知道是从海边捕来的，春间才有，可以做汤吃，味道很鲜。末了他又这样说：“这种东西很有点奇怪，总是两个接连在一起的，雄的背在雌的上面；渔人去捕的时候，一定捉住下面的雌的，那末雄的也就跟着来，不会逃，好像是舍不得雌的，但如捉着上面的雄的，雌的就滑去了！”

（2）我连忙赶到船头上去察看，果然都是成着对的，颜色好像是甲鱼的，形状也有点像，不过来得大，背壳分成两部分，尾巴尖长而硬，见不到头和脚，因为一对对的被稻草绳缚住，船又已经停泊，拥挤得很，终于不曾看清楚。

（3）凑巧得很，上岸以后，就在中山路上碰到了一个乡下人，挑着担子是卖小鲎的。我说不好厦门话，跟着旁人出钱买，四个铜子得到了六只，小的不过铜元一般大，大的也只像个双铜元。放在水中会得游，桌子上面会得爬，尾巴一耸一耸的翘动，很有点像小乌龟，只是不露头脚，其实根本没有显明的头。因为太小，仍然看不大清楚。在碗中用淡水养了两天，死去一只；以后每隔一两天死去一只；较大的一只，却一直活了十二天。

（4）过了些日子，我到厦门大学去参观生物展览会，蒙方君殷勤招待，参观以后同在招待室里休息，看见壁间挂着鲎的标本，是大的，就要求拿了下来观察，这才看了明白：原来嘴巴长在腹部的中间，从嘴边四展，生着六对脚，能曲能伸。脚端各成钳形，仿佛是虾所有的，可是长得大。第六对脚较长，末端分裂为五，其中有一支特别长出，另成一个钳形。

（5）照方君的解释，这是归在蜘蛛类的了；做汤吃的是尾部的肉，就是附着游泳器的。 方君也说，这是一种殉情的动物。可是所谓殉情，只是雄鲎对于雌鲎──捉住了雄的，雌的会得自顾溜脱，难道也是殉情么？

（6）雄鲎这样重情，雌鲎却要顾自逃生，好像原是薄情的；殉死于这种薄情的对象，雄鲎好像是痴情了。

（7）但我以为不该随便这样断言；虽然对于鲎，我未作过有系统长时间的研究，可是动物的性同生活的关系，实在是很复杂而多变化的：比如蜜蜂和蚂蚁，雌的都比雄的寿命长，为的是要完成生殖的使命；又如蛾，雄的交尾以后不再进食，不久就毕命，雌的要产完了卵才死去。如果本同蛾类一样，那末雄鲎既经交尾，反正生命就要了结，当然用不着逃，同“爱妻”共存亡，何乐而不为呢？雌的还得产子，所以要图生；有着如此重情的“夫君”，共生死本也是甘愿的罢；忍心生别，苟延残喘，为着“传宗接代”，由于不得已，雌鲎的“薄情”，或者原是母性的伟大！

（8）据说鲎，平时生活在海中，不容易去捕；春间才到海边的沙滩上面来，为的是生育；可见所谓殉情，根本为着繁殖种子。只是人，无论是殉情也罢，殉种族也罢，总要捉得来吃，连小的都要收罗得来供玩弄。

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 1954 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现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 16 年前。1980 年 3 月 5 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风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 1982 年出版的《诗论》。16 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地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地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画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 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 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 5 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 5 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原文有删改）

就节日的自身结构而言，主要包括时间节点、特定仪式、象征意涵等方面。从经验功能主义大师罗伯特K默顿的中层功能分析范式出发，前两者属于节日的“显功能”，即社会成员通过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举行特定的仪式，配以特定的食物和纪念活动，对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进行纪念与追思，增进彼此感情，宣泄日常情绪；后者则属于“潜功能”，即作为符号的节日通过上述仪式性的物化表征，负载有别于其他的文化的隐喻，承担塑造精神家园、传承集体文化记忆、建构强化文化认同等更深层意涵。

节日作为一种具有深刻文化意涵的仪式性表征，强调的不是信息的物理流动，而是信仰的共享与文化的传承，并以此作用于共同体的维系。不同源流的节日在每一年固定的时间，以相应固定的方式度过，周而复始，意义深远。“在年历上，仪式永远会回归，而且即使它们无法同前一年的有所区分，或者同未来各年中的有什么不同，然而它们永远都不相同。这是一种从同一走向同一的过程，它化解了时间上的分别。”在对整套流程的不断重复中，文化体系得以建构，国族认同得以强化，精神归属得以确认。

中国传统节日脱胎于传统文化，通过一系列仪式和祭奠祖先、家族聚会、亲友走访等具体环节，集中体现了发轫于农耕文明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特质，用家国同构的叙事，强调普天同庆，团圆欢聚，表达了浓厚的乡土情怀和大一统的精神向往。社会成员通过对传统节日各项仪式的参与，不断自我强化对文化体系的认同，实现对传统纲常伦理的涵化。这种认同与涵化，正是节日所负载的深刻意旨，是数千年来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参照系，也是维系整个文化体系、传承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环节，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承载鲜明符号色彩和深刻文化隐喻的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就节日体系自身的发展而言，当代中国的节日框架不断处于重构的过程中，其间，不同系列的节日交错并存，思想基础的多样性（多元性，如祖先崇拜、鬼神信仰、宗教信仰、世俗意识形态）与文化渊源的多样性（多源性，如传统文化、官方文化和外来文化）使重构过程异常复杂。但是，更具颠覆性的冲击来自于外部：资本主义为寻找转移过剩产能的新领域，创造出“消费主义”话语迷思，将全球拖入消费社会，资本主义强势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随之大肆扩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陷入“商品拜物教”，这种无可遁逃的多重异化从根源上解构着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使之变成毫无“节味儿”的“集体烧钱日”。同时，现代性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以及特殊历史发展进程和时代背景造就的社会转型期民众集体精神的迷失，进一步撕裂了传统节日的能指和所指，加剧了节日意义的漂浮。

（节选自王神祎《传统节日的现代困境及其破解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