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振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从意识、价值到社会、物质等各个层面都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

“大数据”无法触及诗词的本质

陈慧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写了论文》的报道又引发众人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是否合理？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进入诗词是否合适？

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词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营造出自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项纯客观的方法，是对客观数据的碎片化处理：如对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活泼泼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

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其内涵和义旨。

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绵延不绝的“诗教”传统，古典诗词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使之归于温厚。正如钱穆所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它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庄子•天地》篇中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遮蔽。 

（选自《文汇报》2017年10月22日，有删改）

走马陈仓

墨村

枪声稀了，硝烟淡了。

满是尖利石子的羊肠小道，被两个艰难爬行的血人涂抹成了一幅骇人的巨幅彩图。有风无声地横空掠过，翻搅凝滞于空气中的黏稠血腥……

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是刚和强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于某个星期六夜晚的共同回忆。

两条汉子遥想三十年前在硝烟中惨死的二十几个弟兄时，仍忍不住泪如雨下，一脸悲伤。

“大，大哥，喝，咱喝!”刚愧疚地紧盯着强那条空荡荡的右袖管，话语哽咽。

“喝，咱喝!”强擦去流到嘴角的泪水，举起了酒杯。

于是，两条汉子在泪眼婆娑中又重重地碰杯。

强说：“哥已是个废人……”

刚的眼圈又红了：“大哥，让你上家里你偏不去，非要来这小宾馆，飞燕有意见呢。”

强腾出左手掌用力搓了搓脸。三十年前两人康复出院后，强把一封断交信交给了回家探亲的刚，让刚转交给女朋友飞燕，并拜托刚替他照顾她。

强说：“大哥没看走眼啊，大哥已知足了，你是省模范监狱长，又是省五一劳动奖获得者，飞燕跟了你，值啊!”

刚说：“好大哥，我，我，我……喝酒，咱喝酒!”

“喝!”强说。

“喝!”刚说。

“咣——”酒杯再一次潇洒地碰撞，将厚重的兄弟情谊迸溅得满屋荡漾。酒逢知己千杯少，一条条突暴的青筋在两条汉子锃亮的脑门儿上争相炫耀着酒力。

杯盏交错，不觉已是深夜，浓烈的酒香仍四溢着，无孔不入。日光灯咝咝喘吁着醉意朦胧。两条汉子的脸被五十二度的透明液体烧灼得愈加光亮。强用力转动着沉重的脑袋，说：“你，你监狱里，有个叫，叫陈列宝的犯人，听，听说，改，改造得不错。”

“陈，陈列宝?”刚睁着惺忪醉眼愣怔半晌，忽然一拍脑门儿，“是那个五短身材、大胡子的盗窃犯?大哥，你认识这人?”

强摇摇脑袋，轻描淡写地说道：“啊，不，不认识，只是听人说起过，偶然想起，随便问，问问。”

刚说：“哦，这家伙可是个出了名的反改造分子，屡犯监规，几天前还出手打伤了同监舍的人。现在还在小号里蹲着呢。”

“哦，”强打了个酒嗝儿，忙抓起了酒杯，“喝，喝酒，你那，那一杯，咋，咋还没喝完呢?”

“喝，咱喝!”刚说。

“喝，咱喝!”强说。

于是，两条汉子又重重地碰杯。高脚酒杯里的透明液体一摇一晃地失去了依附，纷纷溅落在杯盘狼藉的桌面上……

凶猛的火力如瓢泼大雨在小分队周围哗哗流淌。他们已陷入包围之中。他们边打边退守到一个无名高地上时，小分队只剩下了刚和强。左胳膊中弹的强用右臂夹紧冲锋枪，扇形样一通猛扫，透过枪口飘起的蓝烟，一片灌木像割韭菜一样齐刷刷被拦腰割断。对方的火力被暂时压了下去。强大叫着让刚快快撤退。然而，一串火光从对面丛林里游窜而出，强纵身扑向了刚。一发冲锋枪子弹在强的下身洞穿出一个鲜艳的窟窿，血流如注，把刚的眼睛刺得生疼……

“大哥!”刚大叫一声，忽地一下坐直了身子。一缕强烈的太阳光从拉得并不严实的窗帘边越窗而过，直直地照射在了床面上。刚揉揉被阳光刺疼的双眼，这才发现与他同床而眠的大哥不见了，一纸留言尴尬地趴卧在床头上。刚一个激灵，一把把留言抓了过来。

好兄弟：

大哥走了。原谅我的失礼!作为生死弟兄，我不能对你隐瞒这次造访的目的。陈列宝是我大姑唯一的孙子，被判了十二年。大姑思孙心切，盼望着孙子能早日减刑出狱，眼睛已哭成了半瞎，前不久探监时得知他又被关了禁闭。大姑一急竟一病不起，咽了气还一直抓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大姑知道我俩的关系，可她老人家到死都没有向我开口。失亲的痛苦让我终于厚着脸皮找你来了。这次假借出差路过与你一起叙旧，说穿了，其实是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好兄弟，原谅大哥的不辞而别，我实在没有勇气正视你的眼睛……

大哥，匆匆离开于凌晨五时

刚一目十行读完留言，掏出手机一通猛拨，一个温柔的女声频频提示：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刚飞身冲出宾馆，驱车直扑客车站，然而，省城直达涅阳的客车，早已绝尘而去……

第二天，刚拨打强办公室的电话，也无人接听。

不久，强收到了刚的一份传真：

大哥，那晚酒场上我已看出你有话要说，谢谢大哥的理解与支持!实在对不起，陈仓无路啊。

(摘编自《广西微篇小说精选》，团结出版社2017版)

在重构孩子基因一事上，个体父母的自由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个人选择导致“负外部性”时——也就是说，当危害带来的代价由完全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来承担时，社会危害才会形成集成式影响，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过向当地的河流倾倒有毒废料而获益，但它会影响到附近社区成员的利益，类似的效果已经在Bt转基因玉米上体现出来：它能够制造毒素杀死一种欧洲当地的害虫玉米螟，然而，它也会因此误杀帝王蝶。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生物技术方面的个人选择带来负外部性，因而导致整个社会受累？

——摘编自福山《我们为什么担忧“基因编辑”》

这种类似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对下面一类人产生特定的负担，这些人，由于宗教或其他原因，不愿对孩子进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想要坚持放弃的决定就会愈加艰难，因为担心会阻挡孩子的前程，尽管人们在担忧未曾意想的结局和不可预见的代价，人们心中所隐藏的深层的对于生物技术的忧虑却一点儿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

——材料同上

——《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

我们以遗传技术再造自己，是为了活得更久、更健康，超过我们与生俱来的DNA容许的寿限。首先我们会重新安排基因来减少疾病，培养替换器官，并普遍迟滞高龄带来的众多折磨。这就会把我们带往21世纪20年代晚期，那时我们就能创造出分子尺度的纳米机器，编程运用来弥补我们的自然演化局限，投入应付DNA始终无力处理的工作。

一旦这些进展到位，我们就不只会延缓衰老，还能逆转其进程，逐一处理每颗分子来清理、重建我们的身体。我们还会把这些机器，安顿在我们脑中现有的数十亿神经元当中，借助它们来强化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记忆力会得以改良，我们会发令创造出崭新的虚拟经验，把人类的想象力提升到我们现有未强化的脑部连想都无法想的水平。一段（相当短暂的）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借助逆向工程，改造人脑创造出一种威力强大无比的数码版本，于是我们也就由此发展成一种完全数码形式的物种。

到时我们就会演化成另一个物种。于是我们就不再是智人，而是种智脑，也就是半数码、半生物的活物，而且将来还会凌驾于其他所有生物之上，拉开它的DNA和演化命运之间的差距。同时，我们也会成为一种能操控本身演化进程的生物，从而开创自然界崭新的局面。

——节选自《重返人类演化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