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关系与弱关系

加拿大心理学家苏珊•平克在《村落效应》一书中指出，如果沟通是最为人性的行为，因为它出现于伊甸园里的面对面互动，那么随着我们日益远离紧密的、原始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她用大量轶事和统计数据证明，面对面的互动、所谓村落效应有许多益处。“纵观人类的进化历史，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从一种善于解读他人的态度和意图的群居灵长类动物，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物种，每个人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电子屏幕。”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这一规律：在我们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时比如找工作、找医生、租房，较弱的社会关系往往最有影响力。这类重要的信息往往来自我们不熟悉的人。为什么我们最有可能通过朋友或同事的伴侣或者伴侣的同事，找到最合适的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工作，以及配偶？因为家人和密友知道的东西跟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差不多。我们的背景、人际关系和兴趣都太像了，所以我们的信息也往往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弱关系能为我们架起一道通往新信息的桥梁，我们的泛泛之交往往知道我们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不知道的信息。社会学家西蒙•朗格卢瓦发现，将近一半的政府雇员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工作的。雇员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的弱社会纽带就越有可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蓝领工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84%的专业人士、经理和管理者都是通过他们认识的人找到工作的，但只有19%的蓝领工人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研究证明，穷人更依赖于强关系，他们虽然需要很多信息，但不得不依赖于自己和亲密朋友以及直系亲属的强网络，这也就意味着人际资源更少。有学者说，穷人对强关系的绝对依赖正是贫穷可以自我延续的原因。

不过强关系有时是名副其实的强。“最弱的关系，比如脸书上的好友之间的关系最有影响力。如果你需要某些实质上的帮助，比如介绍新工作、推荐几家餐厅，那么这些弱关系确实有可能帮上你的忙。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些更内在的帮助，如跟一种可怕的疾病抗争，网络关系就替代不了面对面的互动了。或许因为现场互动可以让负责社会认知和奖励的大脑区域产生更剧烈的活动。”

（有删改）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张维为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中国的一个春运就有30多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和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举世罕见。以餐饮为例，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不照抄照搬，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站、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默、埃德蒙·伯克、伯特兰·罗素，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劣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缺陷，还在不断完善中。它充满生命力，西方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可以双赢；可以互相学习，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且在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面。西方不妨也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