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土地

黄安祥

①提及东坡，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叶在大江中自由游弋的小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再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实际上，东坡，这个已在民族记忆深处烙下深深印记的名词，它与我们浪漫的想像竟是那么的遥远。

 ②贬居黄州的次年，在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苏轼请得了一块荒地，开始了他的田间生活。据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岗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由此，“东坡”便以其质朴的面目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走进了民族的记忆——它只是一片土地，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

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能接近土地的诗人并不少，但在真正地步入仕途、成名成家后依然能走进土地的，就微乎其微了。苏轼是当中一位。虽然我们很难想像那双拿惯了纸笔的手是如何笨拙地使用锄头的，但我们确实可以从诗中看到他很投入地参加了生产劳动。《东坡八首》记载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④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旅程中最凄凉、最痛苦，也是最寂寞的日子，但是，困境中的苏轼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繁杂的农活给诗人不仅带来了一身的劳累，也带来了田间的收获，而且还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快乐。《东坡》一诗中：“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我们从“野人”一词中体会出了诗人的幽默和自嘲，从“莫嫌”和“自爱”中读出了旷达和恬淡，从“铿然曳杖声”中听到了一位智者与自然的交流。这首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说明这位落魄的诗人已将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土地，固执地在土地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

⑤由此，不禁联想到了另一位同样高智商的诗文大家。读起《柳子厚墓志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顿生凄凉。清幽冷峻之于豁达放犷，不只是文学风格之异，还是一种心胸之别。在惋惜这位唐宋文学的先贤最终没能从永州的阴影中走得更远之时，我们不禁要为苏轼赞叹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我们何敢企及的境界呀！他不仅走出了黄州，还走向了更远的惠州（今广东）。当苏轼手把犁锄垦荒于东坡的时候，他的心胸就像土地一般无限地延展开了。而无端的中伤、恶意的诽谤、曾经的羞辱等等，就如冰雪般在这片土地无限地延展开了。此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多了一位“东坡居士”，更是多了一位思想者和艺术家。

⑥ 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苏轼——这位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乃至中国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苏轼在黄州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数亩开垦的农田，也不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当他的趾甲缝里塞满了东坡上的泥土，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相互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的时候，便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⑦又一个“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夜晚，我们与东坡相会于书卷中，倾情地阅读着这块永远读不完、读不透的土地。东坡之于苏轼，就如南阳之于孔明、成都之于杜甫、桐城之于姚鼐……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东坡与苏轼最终成为了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

⑧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选自珠海市《从悦读开始改变》第100辑）

走心的猎枪

马海霞

爷爷的果园里有三间石头屋，是爷爷亲手盖的，夏天住在里面凉飕飕的，不用扇扇子也感觉舒适惬意。我和哥哥可以随便在果园里玩耍，随便摘园子里的水果，但唯独不能动爷爷石屋北墙上挂着的那支猎枪。爷爷发话了，谁要动那支猎枪一个手指头，就把谁的屁股打开花，还要把他撵出果园，永远不许再踏进果园半步。

从小我就知道，猎枪除了爷爷能背在肩上，谁也不能碰，连父亲也没这个特权。爷爷说，猎枪有灵性，跟着他几十年了，只有他懂它，外人乱碰容易走火，伤到自己，伤到别人，都是灾难。

我喜欢爷爷背起猎枪的样子，像个战场上的英雄，但村里人都笑话爷爷：背了一辈子枪，枪法却像瓜地里进了雨水的西瓜，时间越久越烂。这话不假，爷爷枪法不准，十足的不准，他天天背着猎枪在果园里找兔子打，但从未打到过一只。

邻居李大爷，背着猎枪出去俩小时，回来枪杆子上就挑着几只野兔，在那个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的年代，李大爷家的孩子们着实让小伙伴们羡慕，他们隔三岔五就能开荤，吃到兔肉。偶尔李大爷路过我家门口，也会虚让一下：“送给你家一只兔子吧，等你爷爷打到兔子，估计得下辈子，哈哈哈……”听到此话，我把冒出喉咙的哈喇子用力吞咽下去，边关大门边说：“不要，俺不吃兔肉，奶奶说吃了兔肉会长兔唇的。”

李大爷的几个孩子一年吃的兔肉数也数不过来，他们的嘴唇也没裂出豁子来，倒是兔肉的香味儿飘到我家，馋得我使劲儿咬着嘴唇，嘴唇都被咬得干裂蜕皮，有时肿了，像个兔子嘴，难看死了。

我央求爷爷，下次发现兔子了，一定瞄准了再打，别再让兔子跑了。爷爷抽了一口烟，悠悠地说，可能我眼花了，瞄不准了。

李大爷听到这话儿，乐得眼泪都下来了，他打趣爷爷说，老马头，我是指哪打哪，你是打哪指哪，咳，知道为何你家果园小毛贼少吗，就是怕你的烂枪法，打兔子不成再误伤到了人。

爷爷嘿嘿笑着说，我这枪法不准的名声都是你喊出去的吧？

李大爷哼了一声，扭头便走了。

有一次，我跟着爷爷巡园，远远看到一个妇人在偷摘我家桃子，我刚要出声喊她住手，爷爷一把捂住我的嘴，拉着我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待妇人走后才将我拉出。我问爷爷，为何不呵斥偷果贼，还要躲在一旁，看着她偷？爷爷说，一个妇道人家，可能家里困难才冒险来偷的，几个桃子值不了多少钱，咱若当场逮住她，她一定害怕，再把她吓出个病来，咱良心上过意不去。

后来，派出所要求村民上交猎枪，李大爷的猎枪被没收了，他再也不能打兔子了。过了几日，他见爷爷的猎枪没上交，便向派出所举报了爷爷。那天派出所的民警来果园里找爷爷，爷爷亲手摘下挂在北墙上的猎枪递给民警，民警看了看，又还给了爷爷。原来爷爷那支猎枪是假的，怪不得爷爷一辈子没打死过一只兔子呢。

问爷爷为何背着假枪巡园呢，爷爷说，新中国成立前世道乱，果园没少被贼偷，他自己做了一支假枪，故意传出枪法不准的名声，果园里贼果然少了不少。用李大爷的话说，枪法不准比枪法准更吓人呢。那些贼人知道了，才不会为了仨瓜俩枣提心吊胆的，害怕爷爷打兔子时误伤了自己呢。

爷爷说，也有人胆子肥，他巡园子时发现有人偷果子，但他不会明喊抓贼呀，他每次都自言自语，声东击西说，娃呀，前面有只兔子，别动，我瞄准了哈。小毛贼听到便撒丫子跑了。

爷爷的猎枪永远不会走火，但却一直走心。

刘醒龙：坚守的底线才是你真正的高度

都市时报：很久以前你就获得过“人民文学新人奖”，时隔20年，你再一次获得“人民文学奖"，感受有何不同？

刘醒龙：虽然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但感觉又被“励志”了一回，觉得自己与那些虎头虎脑的小伙子还有得一拼。

都市时报：《人民文学》的颁奖词说：“《蟠虺》可谓刘醒龙近年创作的巅峰之作。”你也曾说过：“30年的创作生涯，一直是在寻找文学的高度。”你认为这个高度是什么？你找到它了吗？

刘醒龙：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想过活着回去！人生真的都是“蛮拼的”，当作家的也是一样，好作品是拼出来的，算不上好作品的作品也是要“蛮拼的”才写得出来。拼了多少年，以为站上一定高度了，定下神来一看，才发现自己所坚守的底线在哪里，那才是真正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自己达到了心想达到的高度。正如比萨斜答，相比高度，其基础的底线才是其举世无双的理由。

都市时报：你一向被视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蟠虺》的故事发生地却是武汉这座大都市，因此很多人将它称为你的“转型之作”。是这样吗？

刘醒龙：我在20年前就写过，城市是乡村的梦想，乡村是城市的故乡！在我这里，从来就没有所谓的“转型”概念。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就是想变也变不了。脱胎换骨是神仙才有的本事，写作中的人最重要的反而是努力守住内心极度的秘密，与自己一辈子相伴相生。

都市时报：在你的长篇小说新作《蟠虺》中你创作了两首别致的赋，你曾说：“它在小说中的出现另有特别的理由。”能不能说一说这特别的理由是什么？

刘醒龙：以往的小说，往往会借助人物或别的什么，来一段长长的议论，用以抒发那些特别的情怀。《蟠虺》中赋的运用，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新的创意。比如“20载清流，怎洗涤血污心垢断肠” “佳人做贼，丑墨污香”纵然上下其手，难抵董狐一笔“苍黄翻覆，霜天过耳，且与时光献血会盟”这些句子富有力量与深意，可以成为小说的点睛之笔。还有一点，在现代化进程处于超高速的当下，对经典文体的重新实验，有助于我们放慢心律，品味人生的抒情性，消减让我们越来越觉得难以负重的占有欲。

都市时报：你的很多作品都搬上了大荧幕，在你看来，“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两者有何不同？《蟠虺》有没有可能搬上大荧幕？

刘醒龙：小说能否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一向持随缘态度。《蟠虺》从问世到现在，影视界的人一直没断过联系，有些甚至谈得很深入，不过，直到今天还没有定盘。不确定的原因有很多，主要还是缘分不到。从文学的理由来看，好小说不一定非要改编成影视剧。也就是说，影视剧离不开文学，文学则可以与影视剧相隔八千里。

都市时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不写大人物，只写小人物。”为何总对小人物充满敬畏？

刘醒龙：我本来就是小人物，也只了解小人物，所以除了小人物，我写不了其他人物。话说回来，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其实都是免不了要吃喝拉撒的小人物。是男人的，见到美丽女子都会觉得赏心悦目；是女人的，见到鲜花宝马都会顾盼流连。

都市时报：都说网络和读图时代已经到来，你会经常在这些新媒体上阅读吗？你认为它们是否会取代传统阅读？

刘醒龙：我肯定不如此认为！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最伟大的发明便是文字。动物不认识字，但动物没有不认识图像的。再美的图像也是图像，再现代化的图像也是图像。回到读图时代，就等于让人类回到原始社会。

（有删改）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辨”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