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有人担心，用道德去支撑经济发展，甚至让道德帮助赚钱，是将道德工具化甚至亵渎了道德。其实不然，道德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际和谐，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离开了具体的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效果，谈道德的觉悟等都只能是空谈。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应该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即在本体论意义上，经济一定内含着道德，经济与道德共生共存。换句话说，没有道德视角，经济是不可能被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的，同样，没有道德理念和道德手段，经济建设也将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且没有生命力的。畸形经济一定是忽视道德甚或道德缺失的经济。

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切入展开研究，而这些商品在马克思的眼中不只是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用来买卖的劳动产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同时也说明，道德能以其特有角度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道德是一定经济制度或一定经济力量兴盛的重要推动力量。

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换句话说，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先进的劳动工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由“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构成，而没有人及其观念导向作为“精神生产力”或“主观生产力”，生产力将是“死的生产力”，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

（选自王小锡《道德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秤

王振东

“师傅，您就按我说的修，我这生意能不能赚钱全仗您修的秤了！”侯三面对修秤师傅，脸笑成了一朵花，腰弓成了一架桥。

“我修秤三十多年，还从未修过这样的秤，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修秤师傅显得很无奈。

“师傅，您如果按我说的修，我再给您加十个钱。”候三乞求道。

“好吧。”修秤师傅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

候三在赊店古镇的万成街上开了个油馍铺，生意不错，但他还嫌赚的钱少，就动起了歪脑筋：如果修一杆一斤短六钱的秤，卖一百斤油馍能多赚四斤油馍钱，自己一天至少卖二百斤油馍，就能多赚八斤油馍钱，一个月就是二百四十斤油馍钱，日积月累，这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于是，他就找到了修秤师傅，乞永师傅给他修一杆一斤短六钱的秤。

三天后，侯三喜滋滋地取回新修的秤，瞒着妻子悄悄地试了试，果真一斤短六钱。侯三窃喜，就着猪头肉，抿了二两赊店老酒。

说来也怪，候三用了一斤短六钱的秤，非但没有吓跑食客，还引来相邻几条街上的居民买油馍。侯三见状，生意做得越发卖劲儿，油馍炸得越来越好。一传十，十体百，侯三的油馍铺名声大噪，吸引了镇上三粉、竹木、骡马等市场上的许多客商来吃油馍。侯三和妻子见食客太多，就扩大了门面，又雇了三个伙计，生意越做越红火。几年下来，侯三手里攒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也许是劳累过度的缘故，候三的妻子染上了重病，侯三虽四处寻医问药，但所到之处，大夫都说他妻子已病入膏肓，无法救治，让他尽早准备后事。妻子从大夫和丈夫的言谈举止和表情上看，猜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侯三叫到床前，缓缓地说：“当家的，我这病恐怕是治不好了。我走后，你要好好经营咱的油馍铺。这几年，你知道咱这生意为啥恁好吗？”

侯三见妻子病成这样还惦记着生意，十分感动，紧握妻子的手，愧疚就写在了脸上：“老婆，实在对不住，我原来想着你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了怕你坏事，有件事就一直瞒着你。那年，咱不是修了杆秤吗？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正是用了这杆秤，咱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

妻子听后，并未感到惊讶，反倒很平静。她摸摸索索地从枕边摸出一个红布包，递给侯三，“你看看这是啥？”

侯三倒有点儿惊讶，不知道妻子这葫芦里卖的啥药，接过红布包，感觉沉甸甸的，心说莫不是妻子藏的私房钱，这会儿有病快不中了，就拿了出来。侯三急不可待地解开布包，不禁大吃一惊，包里竟是一个新秤锤。

看到丈夫愣在那儿，妻子提了提气，说道：“有件事我也一直瞒着你，那时给你说，你也听不进去。这秤锤就是你修的那杆一斤短六钱的秤锤，咱使的那杆秤，是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一斤涨六钱的秤……”

“咋能这样？”侯三惊叫道。

妻子一阵咳嗽，等喘匀了气，接着说：“我了解你的心性，所以当年你修了新秤后，我悄悄嘱托修秤师傅又修了一个一斤涨六钱的秤锤，为这我还给他加了二十个钱。你验秤时，用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锤，等你不在时，我悄悄地换上了一斤涨六钱的秤锤。这一换，就换到了现在。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正是咱家的油馍秤头儿足，人们才愿意上咱家来买油馍，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呀！”

侯三惊得说不出话，好久，才抱着妻子的头，泪珠子碎在了妻子憔悴的脸上。

妻子过世后，侯三把那个秤锤用新布包好，他要把它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有删改）

荀子认为礼是治国的纲领，所谓“国之命在礼”，其价值不可小觑。荀子提出，在治理国家进程中，礼犹如称量轻重、衡量曲直、描绘方圆的工具。礼的制度体系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保障，缺少礼的引导，国家的运行就难以走上正轨。没有礼的规约，社会的治理将难以实施。治理国家必须首先在礼的调控下满足人的欲望与合理要求。然而，如果一味纵容人类无限的贪欲，掠夺有限财富，将会导致社会混乱、道德无序，因此需要“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通过礼的调控既养人之欲，又制人之欲。如此一来，人们的欲望不会由于物资短缺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会因为人们欲求无度而枯竭，物资和欲望两者得以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荀子认为，“礼”是修身为学的最高境界。“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个体的礼仪修养、道德品行关系事业的成败、家庭的兴旺、国家的兴盛。因此，个体要严格律己，端正身心。此外，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混乱。荀子认为，礼具有“明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只有明确道德秩序，才能使人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促进社会群体的和谐共生。

虽然荀子主张“礼主刑辅”，但是他在隆礼的同时也重法。荀子强调，人生来本性自私，若无老师教诲、无法律约束，只能是唯利是图之辈。对于社会治理而言，礼治与法治缺一不可。孔孟强调礼源于人的天然属性，具有道德性与神圣性，荀子则提出礼首先是制欲的工具，目的在于彰显法的功效。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应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屡教不改的“奸民”与“元恶”，运用法律，严肃处理；对于其他普通百姓则应重视教育与引导。相对于礼的柔性教化，法则强调强制性的管理，重在发挥治理社会的职能。荀子提出在法治过程中要重视两个问题：其一，执法者的执法能力与道德水平。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开始，君子是法治的本源，有了德才兼备的执法者，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有力、执法有度，杜绝法不责众或者过度执法。其二，执法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要根据罪行轻重，量以不同等级刑罚。只有以法律治国，以刑法来威慑各类型的不法分子，有错必纠，有罪必罚，执法有据，执法公正，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定祥和，秩序井然。

荀子主张礼制与法律刚柔相济的管理手段，预设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赋予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新的内涵，为构建德治与法治并举的“群居和一”的社会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准备。不过，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立足于统治阶级立场，将治国安邦的责任赋予圣王明君，却未能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摘编自金妍妍《荀子重构早期儒家社会治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