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国学越来越热，这表明，在现代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今天，传统文化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亲和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学热，并非简单的“复古读经”，它有着对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及美学、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诉求。国学，从广义上看，应该是指中国每个时代文化的主要潮流。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国学包括每一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推而广之，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学应该是每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的主要潮流，如汉之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

如何才能利用传统国学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文化史上不乏经验教训。早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人就开始为“我手写我口”而努力，但进展相当缓慢，迟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文言文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直到1920年以后，文言文才真正“无可奈何花落去”。扭转局面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关键点是官方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与林纾、章士钊等人争执得未分胜负。1920年春教育部一声令下，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均改用白话文，反对方自动偃旗息鼓。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只要给一个官方命令，说从某年某月起，“四书五经”必须进中小学教科书，义务教育必须开设经学史课程，那么，国学热就不只是热，而且很快就会开花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国学热是一回事，新的国学范式的建立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划等号。

诚然，传统经典文化的大范围推广，离不开官方的政策，但良好的群众基础无疑为政策的顺利实范提供了许多便利。可以看到，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人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要高，文化机构和文化人相对要多，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相对较多，较迫切。

在倡导现代国学时，地域文化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湖湘文化一脉，颇具特色。从屈原到王夫之，再到曾国藩、***，它以其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折服世人，并以此成为世人关注和学习的典范。中国文化是以各区域文化为基础、集各区域文化而形成的，因此，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学时，不能忽视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

对于创造新文化，学衡派有一个不错的口号，即“倡明国粹，融化新知”。平心而论，这应该是一个较妤的途径。新时代国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其范式出现之前，我们的确很难给其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它与传统国学有着源流关系，但它不是传统国学的复制和翻版，它有着创新之处，有着新时代的印痕，也就是说，复兴国学并非单纯的复古其中应该有发现、发掘和创造。

摘编自陈伟华《一代有一代之国学》

爱的名义

袁省梅

一九四六年深秋的一天，羊凹岭的阳光很好，风也柔和，绸子般拂在李妮的脸上。

李妮纳着鞋底，竖起耳朵听屋里男人跟人低低地说话，她不安地向左右巷子看个不停，一针要拉扯好一会儿。

男人他们在说什么？李妮不知道。男人不跟她说。李妮是男人的童养媳，男人却唤女人姐。男人从县城的学堂回来后，就忙了起来，经常出去，一出去，几天都不回来。也有人来家里找男人。人一来，男人就唤李妮出去，嘱咐她别远走，坐门口。

李妮知道男人是叫她看着人，她隐隐觉得男人在干大事，可她不问，一句也不问，提着蒲团端着针线笸箩就坐到了大门边，有人来，她就咕咕地唤鸡，或者咪咪地叫猫。屋里的声音倏地就静默了。

有一天，李妮从门缝看见屋子的土墙上挂了一块红布，红布的一角有灿灿的镰刀锤子样。男人和两个人站在红布前，举着拳头……李妮一惊，针扎到了手上，心慌慌的轻手轻脚地又坐到了门口，还好，巷里没人。李妮听说过红布的故事。李妮没想到男人也跟红布有关系。李妮的心一下子热热的。

一个深夜，男人发高烧，咳咳着唤来李妮，把一个布包交给李妮，说，姐，这个很重要，关系着五仙村一村人的命。

男人说，姐，你行吗?

李妮说，你行我就行。

男人点点头，说，姐，让你受苦了。

李妮眼里一热，却装作镇定地说，放心，我在，信就在。

李妮把信揣在肚兜里，转脸走时，说，我有一个事。

李妮说，我想在那块红布前，也举一下拳头。

男人不解，为啥?

女人说，因为你在红布前举过。

男人的心一下就柔软了起来，心潮涌涌荡荡。男人是没想到他的童养媳他的姐姐，一个看上去粗粗笨笨的女人原来有思想觉悟。

男人从墙缝里掏出一团柴草，柴草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布包,李妮看见了那块红布。男人把红布挂在墙上，告诉李妮这是党旗，共产党的旗。男人说，在党旗下宣誓，就是共产党员了，就要为人民做事。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流血牺牲不怕，严刑拷打不怕。

男人看着李妮说，你怕吗?

李妮说，不怕。

男人说，入党，得经过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审查。

李妮说，我等。

李妮要走时，男人扯过一条围巾给李妮围上，说，冷，小心点。

李妮知道，围巾是男人县城的女同学送给他的。可李妮没有拒绝。李妮喜欢男人给她的这份温暖。

李妮没想到送完信回来后，屋门洞开，不见了男人。

李妮抱着围巾，瘫坐在地上，嗷嗷地哭。李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再看见男人时，是在县城的乱坟岗。男人被敌人暗杀了。

日子长长短短地过着，李妮的每个晚上，都要抱着那条围巾说一会儿话，家长里短，社会变革，唠唠叨叨，有什么就说什么。隔上一段日子，李妮还要把那面党旗拿出来，挂在墙上,想起男人在党旗前举拳头的样子，也举个拳头，笑一阵，哭一阵。

好多年后，县志上有了男人的名字，县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也刻下了男人的名字。男人是解放战争时期一名共产党员，组织参加了多次对敌战斗，发展了多名共产党员……年老的李妮每年都要抱着围巾抱着那面党旗去陵园祭奠男人。李妮去的日子不是清明节，而是男人叫她送信的那个日子，是她在党旗下举拳头的那天，也是男人给她围上围巾的那天。

李妮把党旗挂在碑前，上了供品，点了香烛，围上围巾，举起拳头，喃喃一会儿，然后，就走到碑前，在男人的名字上划来划去，划着划着，李妮的脸上就划出了一行行的泪水。

李妮从陵园出来，还要到政府办公地方去。李妮要政府给她一个名分——她是男人的媳妇。

李妮一遍遍讲她的童养媳的故事，讲婆婆给他们成亲的故事，讲男人跟人在党旗前宣誓的故事……独独的，她不讲自己送信、放哨的事。李妮觉得这些跟她要的名分没有关系。政府经过调查，给了李妮军人家属的荣誉，再编写县志时，男人的故事里就多了一个名字——李妮。政府还要给李妮一笔抚恤金，李妮不要。李妮抱着男人给她的围巾，抹着眼泪说，有这个名分就够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