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春节向来颇受关注，关于它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的描述其过程，有的介绍其礼仪，有的探讨其影响，角度不同，内容多样。这些都为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春节扩展了视野、提供了帮助。然而，春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如何演变的？我们应如何把握其文化精神？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其略云：行属于火，谓之差者，立春节……当然，《太玄经》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廷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月正”问题，史上有不同描述。汉代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疏的《尚书注疏》卷三记载了三国时期王肃的看法：“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意思是讲，殷、周改了历法，只是为了让人们一新耳目，其实在夏朝以前都以正月建寅。王肃所谓夏朝以前，到底可以推到什么时代？孔颖达等经学家们推到了尧舜；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言：黄帝乃“顺天地之纪”，《史记正义》进一步说“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根据《尚书·洪范》的解释，“历数”就是历法，具体而言即推算岁时节气的次序。如何推算？从现有史料看，也就是通过天干、地支的组合，来标识年月日时。张守节《史记正义》尚称，“黄帝受神荚，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由此可见，以天干、地支为组合元素的历法模式产生于黄帝时代是有案可稽的。既然如此，也就有了每年的“元日”或“岁旦”。尽管今天我们难于知晓黄帝时期如何命名岁首，但那个时代创造的历法模式却为后来的春节礼俗奠定了基础。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记载，在立春节气，天子亲自率领朝廷要员，到京畿东郊去举行“迎春”祭典。东郊祭祀完毕，天子赏赐参加祭祀典礼的官员，发布蕴含阳德与柔和精神的指令，广泛布施，惠及百姓。同时，诏命太史官保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使历法的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行周期的记录成为往后的遵循。还有，在正月元日，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其目的是祈求上天赐予五谷丰登。“籍田”仪式之后，天子率众回到太寝祖庙，赐酒予众官，开怀畅饮。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立春可能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的典礼活动。

《吕氏春秋》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光明日报》2019年1月30日）

宋词的演变发展历程

宋词的演变发展历程曲折，其经历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词最初在唐代就开始出现了，词的产生最初源于燕乐，其作为一种与燕乐相配合的唱词，在晚唐五代以后才被人们简称为曲子词。唐代诗人李白的《菩萨蛮》，以及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忆江南》都属于最早的文人词作，它们标志着词体形成的萌芽状态。这些唐代诗人在词中继承并发扬了民间曲子词清新流畅、情真意挚的优良传统，不仅增加了词作的底蕴和表现力，而且其沉郁雄放的词风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唐代的这些文人词作被你为百代词曲之祖。

词至宋初，在题材与语言风格上，大体已经形成定局。尤其是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词的内容、体制、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柳永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还丰富了词的创作方法，同时，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境界，对宋词后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加上北宋词人懂得音律的更多，不仅自己能调曲，而且尤善作词，因此词调大盛。这一时期，宋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

北宋中期以后，苏轼首先举起改革旗帜，开创了豪放一派，不仅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扩展了词的内容，而且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并提高了词的意境。在这之前，宋词依然流连于写作男情女爱与离愁别恨，而苏轼词的出现开始在词中强烈表现个人的建功立业愿望和明确的爱国主题，其词风开始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气概，并且苏轼敢于以诗入词，不仅突破了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而且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这极大地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词发展到南渡时期，其主要代表词人有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陈与义等。由于时代的巨变，这些词人都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这些都影响到了他们的词作、词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其词作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情感更显得沉郁忧愤。尤其是李清照的词，更是确立了宋词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她自成一家，独创易安体，词风朴素清新，手法细腻完美，并且雅俗兼用，达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和谐统一。因此，她被誉为婉约之宗，她的创作不仅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更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词至南宋前期，开始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词坛更是大家辈出，名作纷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词人是辛弃疾、陆游、姜夔等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使得词的内容越发博大精深，风格更为浑厚雄健，因此把宋词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词人当属辛弃疾，他不仅继承了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扩大了词的内涵，把词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并且他创新式地以散文化的笔调写词，并且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尤其是他创作的词风雄壮慷慨，意境阔大，表现出了词人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

词发展到南宋后期，由于时代的原因、文人地位的变化等，因此开始走向衰落。继而被元曲、元杂剧等取而代之。

比如南宋灭亡以后，元政府的文化政策决定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他们变得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这些促使当时写词的文人开始从事戏曲活动。加上进入元代以后，只有宋的一批遗民还在写词，比如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但他们的影响毕竟有限，因此，宋词开始日渐衰微，并被元代活泼口语化的、受民众欢迎的新的文学样式曲代替了。

宋词从唐、五代、北宋初年的诞生期，到北宋中叶到南渡的发展期，再到南宋前期的繁荣期，直至南宋后期的衰微期，其演变发展过程可谓曲折而丰富，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深受人们喜爱的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宋词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一代文学之胜。

《张迁碑》的书法艺术

东汉《张迁碑》方厚凝重的笔意往往被学书者看作治疗笔弱之病的良方，因而学习《张迁碑》如果不能够得其“方”，也就谈不上得其情味，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了。基于此认识，不少学书者在临习该碎时，常常会刻意摹画，甚至夸张其笔画的“方”形，力求做到棱角分明。但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却不能尽如人意，随之而生的，则是死板、僵硬、做作等问题。那么，对于《张迁碑》的“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从笔画层面上看，《张迁碑》的“方”主要是由刀刻二次加工所致，例如“也”“门”“贡”等许多字都表现出浓重的刀刻痕迹，因而，当有些人还过分着眼于《张迁碑》笔法之“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落入了窠臼。由于刀刻痕迹浓重，我们很难从中清晰地看到毛笔锋颖最初运行的痕迹，所以《张迁碑》的“方”，绝不能仅仅从笔法的层面去理解，而需要悉心体会其中丰富的意趣。这种“方”的意趣具有两种内涵。其一，峻而能健。“峻”指的是方硬之中棱角分明的审美意味。梁武帝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一文中曾云：“婉婉暧暖，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可见在笔画的起收处表现出鲜明的棱角，便能增强笔画的力感，展现出令人肃穆的精神。但这种棱角必须具有特殊的质感与生命力，才会表现出丰富的意态美，否则会有单薄死板的弊病。《张迁碑》的方笔往往具有浑厚饱满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健”。例如“迁”字的末笔波碟，在方峻中饱含了强劲的筋力，这种“筋”的质感极大增强了方笔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其二，峻而能朴。所谓“朴”即指一种自然成形、毫不做作的审美意味。不少人在临习《张迁碑》时，常会把方笔处理得呆板滞涩、机械雷同。但我们仔细品味《张迁碑》的方笔，可以发现其魅力不仅表现为劲健的力感，更体现在形态不一的笔形上，这是一种朴实无华、自然尚真的秦汉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例如“吾”与“兴”字的长笔横波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犹如凝重的青铜古器，而后者则好似曲铁古藤。因此作为临习者，如果不能发现与品味其中多变的情味，而仅仅囿于机械的方形，那结果无疑是缘木求鱼。《张迁碑》中多变的笔形能够自然生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笔画的形态是随势而生的。比如“吾”字，笔画较少，浑厚的横波就可以大大充实字内的空间，其产生的张力足以使其他笔画聚拢在它的周围。而繁体字“兴”的笔画较多，尤其是上部点画的分量很重，因而其横波一方面要显现出力扛千斤的韧性，同时笔形又不宜过重，以免产生气息滞涩的问题。只有做到“朴”“方”，字体才能具有特殊的生命感，我们临碑的过程，也才会具有一种真正的书写感。

南宋姜夔说：“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这本是用来说明魏晋楷书体势生动自然，毫无刻意做作的痕迹，在此借以说明《张迁碑》的体势之美也合适。

（选自虞晓勇《方峻端浑 古趣盎然——汉〈张迁碑〉的书法艺术》，有删改）

赵一曼女士

阿成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瘦秀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

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兵士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喝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回忆。

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

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放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

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觉得很没面子。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珠河县委委员，在该党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1936年初，赵一曼女士以假名“王氏”被送到医院监禁治疗。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

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会这样少。”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勇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   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