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祭的故事

李伊平

阴沉沉的天，飘了三天鹅毛大雪。连绵起伏的山峰早已雪白一片。为赶这三九天，大佬、二佬、三狗、二娃在山沟里忙活了一个星期，整出足足三窑炭。连日的劳累与严寒，让这帮烧炭佬近乎虚脱，牙根子痒痒，只想来一两斤肥巴巴的肉，切成巴掌大的块子，熬一锅汤，饱食一顿，过把瘾。就连晚上困在炭火边睡熟时，烤焦了脚皮子，都有人在梦中喊香。这是个十分贫穷的日子，把一年能吃上一两回荤腥的日子，唤作“打牙祭”。

大佬、二佬、三狗和二娃趁这雪天，担着炭拐过十湾九坡，将黑时分赶到集上，每人终于换得一把毛票票，大佬手中有了毛票票，脚便粘在肉摊边上，挪都挪不动了。二佬、三狗、二娃六只眼睛齐刷刷地望着肉案上肥巴巴的猪肉，尽咽口水，喉结都不自觉地一上一下蠕动着。“打回牙祭吧！”大佬、二佬、三狗都凑了份子，便把眼晴望着二娃。二娃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翻出毛票票，粘了口水数了两遍，磨蹭了半天，又咽了几包口水，还是将钱如数揣了回去，讪讪地说：“回去再说吧！”

回到炭窑边，已是深夜。众人急不可耐，垒灶支锅，做起饭菜来。他们再一次催促二娃凑份子，二娃沉默了半会儿，尴尬地说了句：“你们吃吧，我还是留着毛票票给孩子们上学用！”便不再吱声，仿佛是在和自己赌气。

肉是肥巴巴的肉，唯有肥的肉才解馋。洗的洗，切的切，不大一会儿工夫，便香味四溢，灌满了整个山沟，肉在锅中翻滚。他们只待汤再少点、浓点，肉再烂点，便可以美美地享受一顿“牙祭”。这时二娃站了起来，拿着瓢到沟边舀了一瓢清水，忽然倒在锅中。本来锅中也要加水的，三人均没在意。肉炖得滚乱，香气四溢。大佬、二佬、三狗便迫不及待，捞着肥肉块子便往嘴里塞。当然，没有二娃的份，这个年头牙祭不常有，没二娃的份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因此而显得生分。可二娃还是拿碗来了，众人着急。二娃却讪讪地说“别急，我没入伙，当然不会吃肉，我只是口渴，刚才搭在你们锅内一起烧了瓢水，我就喝碗水，别的，我不要。要不，太晚了，人也困了，另外再烧开水晚了些……”三人自然没有话说。看着二娃盛了满满一碗肉汤，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将碗沿都舔了个干干净净，才恍然大悟，大呼上当。

那天以后，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便传开了，像山岗上的风一样快，迅速传到了村野中的每个角落。童叟皆知，家喻户晓。故事情节自然都绘声绘色。说者口中带着讽刺，众人皆把它当作笑料来传。若是有人觉得别人占了他的小便宜，又不便直说，往往拿二娃打牙祭的故事打比方，个中讥讽味，你自己去体会吧。

二娃有四个孩子，个个都上了初中，这在这个山沟里是罕见的，就像二娃打牙祭一样罕见。二儿子还考上了中专，在城里有了工作。孩子有文化，赶上好时光到城里打工挣的钱不少。二娃的家里逐渐富了起来，不再寒碜。当然，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仍在流行，但这个故事大多数由乡村教师、老村长在讲。每当他们绘声绘色地讲完整个故事后，总要沉默一会儿，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二娃有眼光，培养孩子读书才是致富的唯一出路……”全然没有当初讲故事人的那种讥讽和嘲弄。

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便成了村长、乡村教师的活教材，用来劝告因家境贫寒而辍学的孩子和家长，送孩子去上学。

当然，富起来的二娃自己也讲这个故事，那是多年以后，属于回忆式讲述，故事尽管讲得平淡，看似是轻描淡写，可每次讲到喝肉汤的时候，他的眼中总是饱含着汪汪的眼泪。当然，这大多数只在儿女回家团聚的时候，二娃才讲的。

(摘编自《精选小小说》，有删改)

大众文化的冶炼

虞昕

在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的同时，“轻电影”盛行，国产电影的文化厚度与博大、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不相匹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不过，单纯地批评中国电影人“没文化”是隔靴搔痒。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是一个时期内大众文化样貌在银幕上的集中体现。譬如，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复仇者联盟》《蝙蝠侠》等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由漫画原作改编而来；走入国际观众视野的中国“武侠电影”则脱胎于晚清民国以来品类丰富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是大众文化孕育多年后在电影领域的结晶，绝不是电影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的。最近两年，综艺节目火爆，中国大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高票房的国产“综艺电影”，这在世界电影产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制作上的粗糙以及观众新鲜感的减退，这类电影正在式微。但这个现象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就有怎样的电影。

电影和大众文化本就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特别是观影人次多、舆论影响大的“大众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它极大地形塑着当下的大众文化。譬如随着一部电影的流行，其中的经典台词常常成为社会流行语；而像《亲爱的》这样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甚至经由大众文化、社会舆论等影响到了相关立法，更是明证。

所以，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作为创作主体，电影人当然需要对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升华，而不是躺在大众文化的怀里坐享其成，这也是电影创作者应当保有的文化自觉。电影人不能一味地迎合、谄媚观众，将其作为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票房策略。实际上，一些没有对大众文化承担责任的电影，往往因为缺少了文化的“灵魂”，而很难获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近几年来，中国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电影产业的从业队伍越发庞大，但能否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还要看创作者能否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到精髓，淬炼出极致的影像作品。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层次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绝大多数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严肃文化的因子，具有严整的内在的文化逻辑。电影创作者如果能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反思、提炼和再创作，定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进而让电影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易经·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这个说法，诗词曲赋与琴棋书画等艺术门类都可归入无形的“道”的范畴，强调哲理和美学意义；而建筑与车舆、衣服、盆碗类似，属于有形的“器”的性质，注重实用性，兼顾审美，主要由匠人来制作，文人士大夫阶层极少直接参与。由此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界虽然巨匠辈出，巧夺天工，取得极高的成就，却一直缺乏理论总结。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相对得到主流阶层的追捧，出现了《园冶》《长物志》等理论名著，而在更广泛的建筑领域，相关学问备受冷落，虽然有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等官书和明代《鲁班经》之类的民间著述传世，但数量远远不及西方，而且主要内容都偏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记述，没有太多的理论探索，与西方古罗马《建筑十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名著差异很大。

19世纪末叶以来，随着清朝的衰落和灭亡，中国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冲击，传统建筑行业走向衰微，源自欧美的现代建筑材料、结构和形式逐渐在中国各地流行，使得拥有千年历史的华夏大地的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的建筑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趋同，与古代则大相径庭，广大建筑师对于传统的建筑技艺普遍感到生疏，绝大多数设计作品都近于西方建筑的翻版，失去了本土的文化基因。在此情形之下，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外建筑师努力尝试扭转这一趋势，在现代建筑中刻意表现“民族形式”，将传统建筑的造型与文化内涵融入新的建筑项目，如亨利·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和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先贤致力于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展开研究，梁思成、刘桢等学者四处考察测绘，搜集古籍，成果斐然。经过几代人的艰难跋涉，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形式”的探索仍处于迷途之中，尚未找到相对圆满的解决之道。而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长期侧重于历史本身，理论方面的论述非常有限，还不能对建筑设计进行明确的指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香港建筑师李允鉌先生正式出版《华复意匠》一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作者在《卷首语》中解释：“‘华夏’指的是古代的中国，‘意匠’可作建筑的设计意念，‘华夏意匠’意即‘中国古代的建攻设计意念’。此书得到海内外建筑界的高度评价，一时洛阳纸贵，至今仍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专著。此书的撰写显然受到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引述了大量的前人论述和经典实例，完备性超过之前任何一部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恰如武侠小说中全真派的全套武功，无所不包，既有“道”层面的精神诉求，也有“器”层面的实践指导意义，故而难能可贵。建筑史学家龙庆忠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说：“中国古建筑是古今都在东亚地区，由东亚人民产生的。它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艺术和清静环境，是古代养目、养心、养身、遂生的具体表现。它既其有几何构成，又有模式表达和逻辑构成。这是出乎西方人意料的。”中国古建筑的产生与发展由中国独特而广袤的地理气候条件所决定，同时又受到各种社会、人文因索的深刻影响。《华复意匠》对此有深入剖析，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进脉络和多重影响因素。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建筑单体的规模往往有一定的眼度，造型上的差异也不大，更注重以群体组合的方式构成丰富的院落，“由一座变多座，小组变大组，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以北京紫禁城与巴黎卢浮宫作比较，可见前者以“数”的集聚完成复杂的总体结构，而后者以“量”的叠加形成庞大而清晰的多层系统。殿亭楼台分占不同位置，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巧妙的布局，在彼此之间构成严密的呼应关系。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延续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大难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也面临消亡的危险，幸而有诸多前辈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孜孜以求，拯危继绝传递薪火，一息不灭，功莫大焉。

（节选自十一贝子《大家·中国建筑如何免于沦为西方建筑的翻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