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雷。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

蔡元培：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大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系）设立教授会，由教授会规划各的工作。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沐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孙中山先生也从北大改革中受到巨大启发，认识到思想学术带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规律，于是他后来大力改组国民党，采取切实举措，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影响到中国社会层面的变化。

（摘自《我们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

②在北大改革中，祖父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迭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为了扭转北大的学术风气，祖父凭借其渊博的学识，融合中西文化的眼界，以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使北大聚拢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

（摘自蔡磊珂《我是祖父的追随者》）

材料一：

1987年，广东台山海域发现一条满载货物的古代沉船。这艘沉船被命名为“南海 I号”。此后30多年，针对这条宋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14万件各类文物。

“南海I号”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的“福船”类型；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福船”，实物，其船体结构和建造手段为研究南宋时期的造船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南海I号”的船体结构和船中瓷器情况来看，该船极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目的地有可能是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而对沉船上那些具有域外风格金器的产地研究或许能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

“南海I号”沉船由于受到海洋生户、非法盗捞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并不适宜；沉船海域几乎为零的能见度和复杂海况又使得以水下考古方式进行的原地发掘无法科学实施。面对这一难题，中国水下考古专家创造性地扩“整体打捞”的方案，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后期室内发掘和异地保护。“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是我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编自魏峻《一艘自南宋船——开启中国水下考古新航程》）

材料二：

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水下的文化遗产开始得到不断的开发，同时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根据国法则和条例，出台相关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条文，并制定相关的规范政策。因此，世界上9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参与制定，并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公约》强调的基本原则有：

（一）“为全人类利益。水下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各个国家都要对其进行保护。

（二）原址保护。鼓励人们以负责的和非闯入的方式进入仍在水下的文化遗产，以对其进行考察或建立档案资料，人们的这些活动不应该妨碍对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

（三）不应该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以交易和投机为目的的商业开发。

（四）合作共享。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相互合作帮助，有可能的话，也应在对这种遗产的调查、挖掘、记录、保存、研究和展出等方面开展协作。

（摘编自万晓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原则的应用探析》）

材料三：

1985年初，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打捞了一艘我国古代沉船“泰兴号”，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出于“物以稀为贵”的想法，哈彻砸碎了其中60 多万件，将剩下的交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那次专场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国家文物局得到中国瓷器将被拍卖的消息时，曾经试图阻止，惜未成功。于是，文物局委派专家携3万美元赶赴荷兰进行回购。但高出起拍价十倍的成交价让我们在拍卖之时根本无力举牌，最终黯然归国。随后“发展水下考古研究”的建议提交给了国家文物局。1987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之后培养了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为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行之《中国水下考古25年》）

文学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似乎有些“平淡”，一个表征就是能够引起公众广泛热议的作品并不多见。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情形。因为无论是传播手段还是营销方式，当下都要远胜历史上任何时期，并且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渐趋普及，读者也大幅度增加。按照常理，如果品质过硬的作品出现，不敢说产生轰动效应，至少在某个阶段会成为引发公众热议的话题。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多。是我们时代的文学作品数量衰减、质量衰退了吗？显然也不是。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汲取现代以来各种文学流派、思潮、方法与观念的滋养，较之20世纪文学，无论是从思想观念上还是从手法更新上都已取得长足进步乃至超越。在纸质期刊、出版和网络介质上，作品的发表数量更是呈指数级攀升。

那么，为什么文学热门作品反倒少了呢？这意味着一定有某种文化格局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从文学的内部、外部以及文学与生活之间的交互作用探讨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

从文学内部的发展来看，新时期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向内转”之后，逐渐形成了一套“纯文学”话语，倡言文学的自律性和主体性。这本来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至其极致和21世纪以来的末流，则出现了三种较为突出的特征：专事注重技巧的形式主义、与公共性脱离的个人主义以及娱乐取向的消费主义，它们共同指向思想性和主体性价值的缺失。这无疑会导致对重大社会议题的忽视乃至无视，使一部分创作者日益走向半封闭的圈子，自然不可能产生广泛影响。

小说创作、流通与接受的外部环境，无疑也在发生持续性裂变。从媒体来看，从口头文学形态的人际互动，到超越地域和时间限制的书面印刷文学，再到全媒体时代全球范围内“全民写作”式的即时交互，传统认知中的“小说”在这种语境中只是人类抒情、达意、叙述、反思的诸多方式之一，不再处于审美艺术形式的中心地带，更多新型表述方式已经出现。

从文学与生活的互动来看，现实社会生活无疑决定文学的形态。其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无疑是人，随着生产、传播和阅读样式的改变，创作者和接受者在交互语境中发生移形换位或者说互为主体，作者的权威在消失；读者的参与和介入，让文化消费的自由度和多样性得到彰显；读屏时代的到来，让沉潜涵泳等具有反刍意味的阅读方式转向快捷、直观、感受体验主导的阅读方式。当然，作为精神性产品，文学具有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人们的文化观念、美学趣味、伦理道德和价值立场等。但它持续受到来自轻阅读、消费娱乐性文化产品的多方挤压，除非真正意义上叙述新的经验、发明新的形式或者树立新的价值，否则不可能从中胜出。

（摘编自刘大先《文学也期待静水流深》）

最近，上海公安部门推出的“新生儿姓名查重服务”广受欢迎，足见父母们对起一个独特的好名字有多渴求。2018年新生男宝登记使用最多的20个宇：宇、泽、宸、子、辰、奕、轩、睿、梓、嘉、一、浩、皓、思、翊、涵、俊、文、天、铭。2018年新生女宝登记使用最多的20个字：欣、玥、妍、涵、悦、佳、梓、思、怡、心、依、语、昕、子、一、奕、诗、伊、雨、馨。

我国在姓名字数上并没有明确限制，但为了防止重名，还是提倡以三个字为主。在上海，2018年新生宝宝姓名字数，3个字的最多，占93.17%，2个字的占6.29%，4个字的占0.53%。

近年来，一些年轻父母为孩子起了不少标新立异的名字。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姓名一经确定并已进行户籍登记，不能轻易更改。如果姓名更改(尤其是成年人)除一定的手续外，还涉及到本人银行卡、社保卡、房屋产权证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父母为孩子起名时还是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