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之神”是怎样炼成的

---像王永庆这样做人、做事、做企业

袁飞

最近,一本叫做《筚路蓝缕———王永庆石化产业王国之路》的人物传记被各地的国企领导人争相阅读,书的主人公就是台湾台塑集团董事长、人称“塑胶大王”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在新书发布会上，组织编写这本书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直言:“我们很多企业事情做得很漂亮,但就是没什么绩效,追究下来主要是我们的企业不计成本。而王永庆先生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李荣融未曾与王永庆谋面,但他对同事讲述的王永庆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感触”。那是在一次正式宴会上,餐桌转盘上有一些别人掉下的菜肴,王永庆见了,不声不响地夹起,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吃干净。

“一个产值占到台湾GNP百分之十几的集团的董事长如此节俭,他节俭得有资格,有底气,有雅量。”李荣融说。

此前在李荣融参加的编委扩大会议上,国资委请来了中石油等中央企业的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代表——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徐明回忆说,起初很纳闷为什么大陆的国资委主任对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那么感兴趣,后来明白了:企业不分属性,绩效盈利是相同的。

王永庆的很多生活细节都让人感动。一位一直负责企业改制研究的人士举例说,王永庆在外用早餐时喜欢喝牛奶和吃煎鸡蛋,为了多喝一口牛奶,他总是先喝掉一点然后再叫服务生把鸡蛋放进去,免得把牛奶溢出来。每次用完餐后,王永庆总会把牙签折断成两截来使用。

有时王老先生甚至自己修抽水马桶,“记得有一次请人来修都修不好,他自己动手反而修好了。”王永庆的高参、长庚大学商学院院长吴寿山说。吴寿山记得,还有一次公司董事会休息期间,王永庆在上完洗手间出来时,“啪”的一声就把里面的灯关了,“黑乎乎的,你想这对他身边的高管的冲击会有多大。”另外,王永庆的公文包也非常普通,“一般人难以想象他这样的大老板用这样普通的包。”

编委会成员、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说,王永庆很会算账,他可以把生产的玩具车的零部件拆成1000多个,来分别核算成本,“价格精确到几厘,然后再跟制造商、承包商进行谈判。”

而台塑集团的集中采购也是值得国企学习的。王志钢说,在台塑,从大宗采购比如原料、钢铁,到哪怕一张纸、一支笔,都集中采购,并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一定会摆在你的办公桌上,他们通过信息化进行精细化管理。”

王永庆之女王瑞华透露的一个细节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地每天早晚到祖母房间请安,“除非在外出差,从未间断过,这对我们影响很大。”

也许正是这些细节之处奠定了台塑的牢固根基,使得它既在台湾经济高速增长期能快马加鞭,也能在经济低迷期依然表现出色。相关分析人士指出,这也许正是最值得大陆企业学习的地方。

尽管已经90高龄,但王永庆照样每天到办公室工作3～4小时。主要是看书,看公司是否正常运转,是否有别人不能处理的事情。其身边人透露,他甚至每周还会请吴寿山到家里给自己讲解最新的管理学思想。

汲取中华文化的精suǐ融入到企业管理中去,是王永庆在华人企业家中的创举。《大学》中的“止于至善”是王永庆在企业管理中的精suǐ,——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黄德海说,王永庆经营管理思想的“核”,就是在思想上把“利己”与“利他”结合起来,并围绕这一思想发展出了一套“责任经营制度”,并以勤劳朴实、止于至善、回馈社会、永续经营来充实。

“责任心管理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黄德海说,王永庆特别强调责任心管理,他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带头建立制度,并且从来不会带头破坏制度。其管理思想的“内核”实际上是“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原点,以他的管理智慧为半径,画出了台塑集团这个圆”,这个“圆”50年来运行的一个轨迹,就是合理化生产方式。

“再回头想想,最近我们还有一些煤矿不断发生矿难,这也是和企业家的责任没落实密切相关的。”黄德海说。

国资委人士称,在大陆国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中,学习港台和国外的做法上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而国资委推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深化企业改革、提高企业竞争力,更多是练内功。一个企业能不能立足,更多依赖于内部整合,而王永庆无疑是内部整合的高手,所以此时引进王永庆的管理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材料一:

“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到1亿摄氏度。”短短一句话让网友兴奋了。11月12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发布消息，EAST核聚变装置在2018年实验中又有突破。

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核聚变实验方案叫“托卡马克”——用超强的磁场约束高温的核燃料。EAST又称东方超环，是中国研制的世界第一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它使用超导体，以最小的能耗获取最强的磁场。EAST近年来一直走在国际竞争最前列，在高性能、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研究方面成绩傲人。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万宝年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次大家关注的‘1亿度’，是电子温度。媒体喜欢简化成‘等离子体温度1亿度’。”

“EAST就好比一个炉子，”万宝年说，“炉子越大，越容易提升核心温度。EAST比较小，实现电子温度1亿度比较难；将来ITER(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用同样的办法实现2亿度，就容易多了。”

万宝年说“实验在8月份就已经完成，但当时没有立即发布，因为确保数据准确需要重新校核所有的测量设备和大量计算。”

“得到实验结果时，我并没有太激动，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万宝年说，“这次的实验是我们长期计划中一个点上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研究成果是10月下旬在印度举办的第27届国际聚变能大会上公布的，国际同行给予高度评价。11月12日消息在国内发布后被广为转发。

(摘编自高博《电子温度1亿度，中国人造太阳“内力惊人”》，《科技日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人造太阳指的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装置。中国的人造太阳又称为“东方超环”。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全球首次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这是热核聚变试验堆的一个里程碑。

人造太阳是清洁能源的代表，与现有的核能(核电站)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核聚变，后者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的能量来发电或作为动力驱动，如核动力航母等。

但是，核电站的核能存在核废料的处理、核辐射、核燃料铀的开采和提料难等问题，安全问题更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与之相比，人造太阳的安全问题可以控制，而且聚变产物没有放射性。聚变燃料的保存运输、聚变电站的运行都比较安全。聚变原料取之不尽，其主要燃料就是海水中的氘和氚。一升海水提取的氘能产生的聚变能源相当于300升汽油。

要想让人造太阳的产能和供能成为现实，必须有几个条件。一是1亿度以上的高温，二是长时间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中，三是有足够高的密度。在高密度条件下，当等离子体温度达到1亿度以上，可使数目可观的粒子具有足够动能克服原子核之间的斥力而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产生可观的聚变能。

(摘编自张田勘《中国“人造太阳”实现1亿度运行，意味着什么》，《新京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三：

为推进可控核聚变研究，各国联合推动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近日在科技部举办的中国加入ITER计划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科学家就“核聚变是能源的美好未来吗”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从一种原子核变为另外一种原子核往往伴随着能量的释放。核聚变能是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时释放的能量，聚变的主要燃料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太阳的中心温度极高，气压达到3000多亿个大气压，在这样的高温高压条件下，氢原子的两个“同胞兄弟”——氘和氚聚变成氦原子核，并放出大量能量。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说，实现受控热核聚变反应至少要满足两个苛刻条件。第一，极高的温度。氘核与氚核间发生聚变反应时，温度须达到5000万摄氏度以上。这种在极高温度下才能发生的聚变核反应也称热核反应。第二，充分的约束。即将高温等离子体维持相对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充分地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足够多的能量。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改进磁场的形态和性质，从而能够实现长时间的等离子体的稳定约束，并解决等离子体的加热方法和手段，达到聚变所要求的温度。此外，在此基础上，解决维持运转所耗费的能量大于输出能量的问题。

2017年7月，EAST装置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5000万摄氏度等离子体持续放电101.2秒的高约束运行，创造了核聚变的世界纪录。

罗德隆说，我国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参与ITER项目10年，中国核聚变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大踏步前进发展。如今，我国在核聚变领域处于与国际同等甚至某些方面领先的地位。

(摘编自喻思南《走近“颠覆性技术”：核聚变是终极能源吗》，《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锄

李锐

拄着锄把出村的时候又有人问：“六安爷，又去百亩园呀？”倒拿着锄头的六安爷平静地笑笑：“是哩。”

“咳呀，六安爷，后晌天气这么热，眼睛又不方便，快回家歇歇吧六安爷！”六安爷还是平静地笑笑：“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

“咳呀，锄了地，受了累，又没有收成，你是图啥呀六安爷？”

六安爷已经记不清这样的回答重复过多少次了，他还是不紧不慢地笑笑：“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斜射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六安爷的脸上，渐渐失明的眼睛，给他带来一种说不出的静穆，六安爷看不清人们的脸色，可他听得清人们的腔调，但是六安爷不想改变自己的主意，照样拄着锄把当拐棍，从从容容地走过。

百亩园就在河对面，一抬眼就能看见。一座三孔石桥跨过乱流河，把百亩园和村子连在一起，这整整一百二十亩平坦肥沃的河滩地，是乱流河一百多里河谷当中最大最肥的一块地。西湾村人不知道在这块地上耕种了几千年几百代，西湾村人不知把几千斤几万斤的汗水撒在百亩园，也不知从百亩园的土地上收获了几百万几千万的粮食，更不知这几百万几千万的粮食养活了世世代代多少人。但是，从今年起百亩园再也不会收获庄稼了，煤炭公司看中了百亩园，要在这块地上建一个焦炭厂。两年里反复地谈判，煤炭公司一直把土地收购价压在每亩五千元，为了表示绝不接受的决心，今年下种的季节，西湾村人坚决地把庄稼照样种了下去，煤炭公司终于妥协了，每亩地一万五千块，这场惊心动魄的谈判像传奇一样在乱流河两岸到处被人传颂。一万五千块，简直就是一个让人头晕的天价。按照最好的年景，现在一亩地一年也就能收入一百多块钱。想一想就让人头晕，你得受一百多年的辛苦，流一百多年的汗，才能在一亩地里刨出来一万五千块钱吶！胜利的喜悦中，没有人再去百亩园了，因为合同一签，钱一拿，推土机马上就要开进来了。

可是，不知不觉中，那些被人遗忘了的种子，还是和千百年来一样破土而出了。每天早上嫩绿的叶子上都会有珍珠一样的露水，在晨风中把阳光变幻得五彩缤纷。这些种子们不知道，永远不会再有人来伺候它们，收获它们了。从此往后，百亩园里将是炉火熊熊，浓烟滚滚的另一番景象。

六安爷舍不得那些种子，他掐着指头计算着出苗的时间，到了该间苗锄头遍的日子，六安爷就拄着锄头来到百亩园。一天三晌，一晌不落。

现在，劳累了一天的六安爷已经感觉到腰背的酸痛，满是老茧的手也有些僵硬，他蹲下身子摸索着探出一块空地，然后坐在黄土上很享受地慢慢吸一支烟，等着僵硬了的筋骨舒缓下来。等到歇够了，就再拄着锄把站起来，青筋暴突的臂膀，把锄头一次又一次稳稳地探进摇摆的苗垅里去，没有人催，自己心里也不急，六安爷只想一个人慢慢地锄地，就好像一个人对着一壶老酒细斟慢饮。

终于，西山的阴影落进了河谷，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六安爷，立刻感觉到了肩背上升起的一丝凉意，他缓缓地直起腰来，把捏锄把的两只手一先一后举到嘴前，轻轻地啐上几点唾沫，而后，又深深地埋下腰，举起了锄头，随着臂膀有力的拉拽，锋利的锄刃闷在黄土里咯嘣咯嘣地割断了草根，间开了密集的幼苗，新鲜的黄土一股一股地翻起来。六安爷惬意地微笑着，虽然看不清，可是，耳朵里的声音，鼻子里的气味，河谷里渐起的凉意，都让他顺心，都让他舒服，银亮的锄板鱼儿戏水一般地，在禾苗的绿波中上下翻飞。于是，松软新鲜的黄土上留下两行长长的跨距整齐的脚印，脚印的两旁是株距均匀的玉茭和青豆的幼苗。六安爷种了一辈子庄稼，锄了一辈子地，眼下这一次有些不一般，六安爷心里知道，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锄地了，最后一次给百亩园的庄稼锄地了。

书家和善书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传记是一种实录性的文学。在理论上，我也承认那些飞腾的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位置。可是实际上，我总偏爱那些事实气味比较浓重的作品。在那里，我仿佛更能够接触到一种真实生命的呼吸和表情。

但是，传记所取材的人物和作家写作的态度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有些传记作品中的人物，只叫我们钦敬，甚至于只叫我们畏惧。他不叫我们怜爱，不叫我们反省。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许多人物，虽然性格十分差异——例如米开朗琪罗，既不和贝多芬相近，也和米勒有着分别——可是，读了总叫人感动、反省和振奋。像贝多芬那种坚强、泼辣而又富于人情的人物，他的震撼和扶掖我们，不用多说了。托尔斯泰和米开朗琪罗——特别是米氏，都是具有很大弱点的人，可是我们在传记里和他们接触，却感奋地分了他们痛苦、失败，同时也分了他们的诚挚和成功。我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差不多融成一片，决不只“枕着他们休息一会”而已。有些传记叫我们读了，只深深赞叹着作者艺术的高妙，可是对于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行动，却不怎样兴起重大的关心。我们只做了一回人生的旁观者和艺术的鉴赏者。这种性质的传记，现代并不少。像莫里哀那样的名手，他的作品多少也要叫我发生这种感觉。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分明是属于另一种类的。它不是没有艺术的威力，而是这种威力在显示了一种真实的人生之后，自己躲藏了起来，它不要叫自己浮泛在读者的意识上——因为这样会妨碍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交感融会。这正是蒙庄所说的“得鱼忘筌”的境界，第一流的艺术家要叫读者经由作品直接地去“关心参与”活的人生。叫人只停留在他们艺术的戏法前而不过是那些搔首弄姿的小家罢了。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艺术。

严格说来，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自然并没有达到传记文学应该到达的理想地步。例如他对于那些伟大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等，就没有给予比较深入的分析——特别是社会学的分析，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重要的。可是，他另一方面的成功太伟大了，以至于叫人对于这种缺点也觉得并不怎样紧要。

（节自钟敬文《罗曼•罗兰的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