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詹姆逊们对文化研究成为超级学科忧心忡忡时，中国的文艺学却有意外之喜。（甲）文化研究使被“元理论（或‘原理’）”长期困扰的文艺学，突然有了解放的希望。（乙）文化研究既直接与西方当代理论批评接轨，这使它轻易就越过了历史断层或差距；同时又让文艺学获得了崭新的形象。经过文化研究的洗礼，文艺学又开始雄心万丈，从历史与现实多角度切入各种现象，既显出包罗万象的气魄，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自得。

但文学性的缺失总是一件令其难以理直气壮的事，这也使当代文艺学有了难言之隐。好不容易抓住“西马”，不料却是一匹“野马”。文艺学摆脱了文学的当代理论与批评，总是显出桀骜不驯的样子，却也不无旁门左道的怪诞。（丙）当代文学确实处于疲弱之中，但这并不只是因为文学本身作为不大，更重要的在于人们对文学失去了热心、耐心和信心。事实上，当代不少文学作品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比80年代的文学逊色。我们失去的不是文学，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

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甲）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乙）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它呢？他认为唯有中国！（丙）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的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而达官显贵之间的交谈也温文尔雅，从不侮辱对方，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不诉诸于辞色，这欧洲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