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来自海峡对岸的一个小字辈,笔者曾有幸在台岛和海外场合,多次面聆先生的教诲,与先生有过极难得的个人接触交往。那样的场合,大家都习惯称等他“沈校长”。他是这样一位让人如沐春风的兄长式的长辈。甲在台北、香港、新加坡以及那几次议题宽泛的研诗会上,只要有沈先生在场,就一定不会有冷场,隔膜,僵局的时候。即使观念、旨趣多么不同的人物,他都能为大家找出共同话题,都能和你坐在一起,一无挂碍且一无矫饰地胡侃海聊——从两岸政经、琴棋书画一直谈到饮食男女。乙这样几乎是无边界、无疆域的包容度和被接受度——可以和海峡两岸的历届朝野人物平坐论道,可以超越从台湾”党外”时期到今天“蓝绿”纠缠的多党恩怨而始终保持独立参与、协调沟通的知识人姿态,更能在围棋、桥牌、诗酒以至武侠诸般式艺上和天下英豪一较短长,丙又能以优雅的绅士风度和流利的英语在西方政经、科研、人文舞台上如鱼得水——如此这般,都使得沈君山当料起“海峡两岸第一‘高人’”的称谓。
(甲)对于时迁,金圣叹还说过一句有些石破天惊的话。这句话说道:“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这句话后来被张恨水演化为:“王荆公论孟尝好客,谓鸡呜狗盗之徒,出于其门,而客可知。施耐庵之写时迁入水浒,亦正王荆公之意也。一百八人中有时迁一度,而正以证一百八人之未能超于鸡鸣狗盗耳。”(乙)当然如金圣叹、张恨水这一观点,被近人何满子认为是“居心叵测”的、“恶意”的与“反动”的(见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5月第四次印刷)。暂不纠缠此完全相悖的看法,仅就时迁而言,把时迁与宋江类比,进而让梁山泊众好汉与一并打入“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时迁同类,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件。(丙)但是,细细想来,无论宋江领头杀人放火,拉竿扯旗啸聚山林,还是如时迁、孙二娘等辈为混一碗妤饭吃而干些蝇营狗苟之事,在一道统的社会里,其实是没有质的好坏与高低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