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詹姆逊们对文化研究成为超级学科忧心忡忡时，中国的文艺学却有意外之喜。（甲）文化研究使被“元理论（或‘原理’）”长期困扰的文艺学，突然有了解放的希望。（乙）文化研究既直接与西方当代理论批评接轨，这使它轻易就越过了历史断层或差距；同时又让文艺学获得了崭新的形象。经过文化研究的洗礼，文艺学又开始雄心万丈，从历史与现实多角度切入各种现象，既显出包罗万象的气魄，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自得。

但文学性的缺失总是一件令其难以理直气壮的事，这也使当代文艺学有了难言之隐。好不容易抓住“西马”，不料却是一匹“野马”。文艺学摆脱了文学的当代理论与批评，总是显出桀骜不驯的样子，却也不无旁门左道的怪诞。（丙）当代文学确实处于疲弱之中，但这并不只是因为文学本身作为不大，更重要的在于人们对文学失去了热心、耐心和信心。事实上，当代不少文学作品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比80年代的文学逊色。我们失去的不是文学，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

巴黎圣母院一场大火，很多中国人扼腕。甲大火将文明付诸一炬——一张纸引燃另一张纸，一块琉璃融化另一块琉璃，闪着火光的塔尖也见证着从Relics（遗址）到Ruins（废墟）的归零。乙当燃烧的圣母院即将成为塞纳河畔的碎片，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挽留”这座世界遗迹：有人提起水枪，有人举起手机，有人则双膝跪地，唱起了赞美诗。然而，伴随着“圣母院失火”登上热搜的还有“火烧圆明园”。很多人将二者一概而论，言之“报应”，甚至拍手称赞。丙由巴黎圣母院大火联想到圆明园，可以理解。触景伤情也正常不过，雨果谈论圆明园时也曾说过：“我们把欧洲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但借此高呼因果报应不免愚蠢。不论圆明园，抑或巴黎圣母院，都是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福祉，文物遭损，我们应该有足够磊落的气度，与视圣母院为精神坐标的法国人感同身受。在火光后的灰烬里，我们也应适当乐观，文明远不会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