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被誉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乙）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丙）这些道学家常要用诗体来讲哲学、史学以至天文、水利，更觉得内容受了诗律的限制，就进一步的散文化。他们写出来的不仅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例如徐积那首近两千字的《大河》。

（甲）对于时迁，金圣叹还说过一句有些石破天惊的话。这句话说道:“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这句话后来被张恨水演化为:“王荆公论孟尝好客，谓鸡呜狗盗之徒，出于其门，而客可知。施耐庵之写时迁入水浒，亦正王荆公之意也。一百八人中有时迁一度，而正以证一百八人之未能超于鸡鸣狗盗耳。”（乙）当然如金圣叹、张恨水这一观点，被近人何满子认为是“居心叵测”的、“恶意”的与“反动”的（见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5月第四次印刷）。暂不纠缠此完全相悖的看法，仅就时迁而言，把时迁与宋江类比，进而让梁山泊众好汉与一并打入“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时迁同类，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件。（丙）但是，细细想来，无论宋江领头杀人放火，拉竿扯旗啸聚山林，还是如时迁、孙二娘等辈为混一碗妤饭吃而干些蝇营狗苟之事，在一道统的社会里，其实是没有质的好坏与高低之分的。